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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和唐代相较,五代时期钱法渊源可谓传承有序,颇多发明.其一,承用唐法；其二,编订“统类”；其三,纂修“编敕”.其中,诏敕奏议所引律文是独立的法律渊源；“铜法”成为独立钱法渊源；“条法”尚不构成钱法渊源；“指挥”亦不构成钱法渊源.
【关键词】 五代；钱法；法律渊源
五代乃承启晚唐、两宋法令典制之关键时期,至北宋初年,五代法制遗迹尚参差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曰：“五代干戈俶攘,百度凌夷.故府遗规,多未暇修举.然五十年间法制典章,尚略具于累朝实录.”[1]和唐代相较,五代时期钱法渊源可谓传承有序,颇多发明.其一,承用唐法.继续适用唐代律疏、《开成格》、令、式等法律渊源；其二,编订“统类”.以大中七年张戣《统类》为参照,汇集累朝敕、律、令、格、式等,以类相从,勒成部帙,相继纂成《同光刑律统类》、《大周刑统》等；其三,纂修“编敕”.晚至清泰元年,已有“编敕”行用.后唐、后晋、后周之际,皆有编敕行世,和统类、格、式等参用.
不同历史时期钱法史料之状况,必然存在一定差异.《金布律》、《钱律》是研究秦汉钱法之直接依据,《唐律疏议》“私铸钱”条等则是唐代钱法之基础条款,皆信而可征,可大致查明特定时期钱货立法状况.和前代相比,五代十国所修律、令、统类、编敕等皆已亡佚,对于这一时期钱法的研究,主要依靠诏敕、奏议等相关文献.经初步统计可知,五代十国延续了唐代律、敕并行的法律创制传统,所降诏敕事关钱法者30余件,广泛涉及盗铸、放铸、恶钱、铜禁、销钱、欠陌等领域.
其一,依据调整法律关系不同,可将钱货诏敕分为铸行类、流通类、支付类、贮藏类四项.目前已捡得铸行类诏敕21则,占钱法诏敕比例为72.4%,广泛涉及盗铸、恶钱、销钱、铜禁、贩铜等关注多领域,其中涉及铜禁和销铸者占据绝对多数；流通类诏敕10则,所占比例为34.5%,主要涉及、铜钱出境、行用恶钱及欠陌问题,三者所占比例大致相当；支付类诏敕暂阙；贮藏类诏敕1则,为同光二年二月已巳《南郊赦文》：“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须检校,不得令富室分外贮见钱.”[2]所占比例为3.4%.在各类钱法诏敕之中,铸行类诏敕占据绝对多数,流通类诏敕次之,贮藏类诏敕又次之.和唐代钱法诏敕情况类似,部分诏敕涉及两个以上钱货法律关系,故在数据比例上存在重复计算现象.
其二,依据钱法诏敕书写模式差异,可将钱货诏敕分为专条型和散见型两类.专条型诏敕是五代十国时期钱法诏敕的主要书写模式,目前拣得21则,所占比例为72.4%,广泛涉及钱法领域各个方面.和唐代相似,五代十国散见型钱法诏敕主要集中于赦文、德音等文告之中,目前拣得8例,所占比例为27.6%.此类诏敕以列举方式,将铸钱和十恶、杀人、行劫、犯赃、伪造等重罪一并纳入不赦之列.值得一提的是,同光二年二月已巳《南郊赦文》除申明铸钱不赦以外,又专辟一节,规定私贮、销铸、出境等事,此为仅见特例：
钱者,古之泉布,盖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间.无积滞则交易通,多贮藏则士农困.故西汉兴改币之制,立告缗之条,所以权畜贾而防大奸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须检校,不得令富室分外贮见钱.又,工人销铸而为铜器,兼沿边州镇设法钤辖,勿令商人搬载出境.[3]
其三,依据钱法诏敕所调整法律关系差异,可将钱货诏敕分为单一型和复合型两类.前者专门规定某一钱法事宜,如天成二年（927年）七月《禁短陌敕》规定：“今后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如有辄将短钱兴贩,仰所在收捉禁治.”[4]此类为五代钱法诏敕之主流,目前拣得此类诏敕22则,所占比例为75.9%.复合型指诏敕文本涉及两项以上货币法律关系,目前拣得此类诏敕7则,所占比例为24.1%.如天福三年（938年）十一月癸亥《公私铸钱条章诏》即涉及元和三年（808年）六月《條贯钱货及禁采银敕》即涉及放铸、恶钱、销铸等诸多事宜：
国家所资,泉货为重.减耗渐亏于日用,増加自致于时康.近代已来,中原多事.销蠧则甚,添铸无闻.朝廷合议于条章,寰海必臻于富庶.宜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晓示,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委盐铁司铸样,颁下诸道.令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或虑诸人接便,将铅铁铸造杂乱铜钱.仍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依旧禁断.尚虑逐处铜数不多,宜令诸道应有久废铜冶处,许百姓取便开炼,永远为主,官中不取课利.其有生熟铜,仍许所在中卖入官,或任自铸钱行用.其陈许铸钱外,则不得接便别铸造铜器.如有违犯者,并准三年三月三十日敕条处分.[5]
五代十国钱货诏敕之中时常言及“律”、“条法”、“指挥”、“铜法”等,为查明这一历史时期钱法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在考察五代钱法渊源时,应对相关概念有所辨析,明其异同.
首先,诏敕奏议所引律文是独立的法律渊源.五代钱法文献引律者凡二例：其一,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乙巳,敕禁销钱逐利,规定“生铜器物,每斤价定二百〔文〕；熟铜器物,每斤四百〔文〕.如违省价,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6]由此,违反官定铜价兴贩逐利者,应比照“盗铸钱”律文处断.其二,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八月,工部员外郎孙洽奏：“准律,泻钱作铜,最为大罪,望加禁绝.”[7]对销镕现钱,铸造铜器的犯罪行为,当依律处置.销钱之禁,始于汉初《钱律》：“故毁销行钱以为铜、它物者,坐臧（赃）为盗.”但《唐律疏议》“私铸钱”条并无销钱之明确规定.伴随唐代经济发展,通货数量和商品总量不相匹配,开始出现“泉货益少,币帛颇轻”的问题.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辛巳《禁铸造铜器诏》,将民间铸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此诏虽未直接规定销铸,唐代铜禁却自此发轫.惩治销铸犯罪之直接法律渊源,最早可溯至贞元十年（794年）六月《禁销钱敕》：
今后天下铸造买卖铜器,并不须禁止.其器物约每斤价值,不得过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长吏及巡院同勾当访察.如有销钱为铜,以盗铸钱罪论.[8]就立法旨趣而言,贞元十年《禁销钱敕》和开元十七年《禁铸造铜器诏》可谓一脉相承,二者均立足申严铜禁,保障通货.在立法意涵层面,贞元十年《禁销钱敕》、天成元年《批答中书门下奏敕》、天成四年孙洽《请禁泻钱作铜奏》亦完全一致,凡销钱铸器或违法兴贩者,皆依律以“盗铸钱”论,而后唐所行者,又多为唐代律法；销铸之条当时是否收入律文,目前尚未可知.
结论：适合五代十国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五胡乱华为什么吃女人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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