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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论文参考文献：
有一年冬天,来到南京,在友人带领下,我找到东南大学附中的旧址.我想寻访巴金和胡风当年中学生时代的陈迹残影.巴金1923至1925年在此就读,而胡风比他高一班,还是五卅运动期间活跃的学生领袖.巴金回忆说他曾听过胡风的演讲,他的长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中的一位学生领袖身上就有胡风的影子.
走到校门口,才知道这里早已是南京师范学院附小的校园.校园里基本都是新建筑,当年模样很难追寻,惟有一幢三层楼的老建筑尚依偎在新教学楼左侧.据说当年这是学生宿舍.我好奇地遐想,胡风、巴金是否曾寄宿其中?
没有更多当年痕迹让人遐想.有些失望,但此时忽然有了意外的发现.教学楼前的花坛旁,一尊汉白玉的女性雕像吸引了我.一看雕像说明,原来她是附小的老师——斯霞.
斯霞,一个熟悉的名字.1927年,十七岁的斯霞,开始担任小学教师,终其一生,她献身于小学教育,并以倡导“母爱教育”而著名,可是,她也是因此而受到批判.新世纪初,我参加一次关于1960年代世界青年运动的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便是探讨对斯霞“母爱教育”的批判与红卫兵一代形成的关系.没想到,这次南京寻访,巧合地走进了她工作过的校园.
感慨万分.
“母爱教育”成了“过街老鼠”
斯霞的“母爱教育”受到批判,是在1960年代初开始提倡“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声音越来越高的特殊年代.
1963年5月,《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后将此文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在5月30日《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爱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
同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人民教育》是由教育部主办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教育部的声音.
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到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
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一文中,作者认为：“学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是像同丁在苗圃里随意地培育着幼苗、花朵.”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认为,对学生应该实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爱憎教育,而不是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作者说：
“不能用所谓的母爱,泛泛的爱来爱孩子和教育孩子.爱和憎总是有阶级性的.”
“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来武装儿童,要他们起来一起反对剥削和压迫,要他们憎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憎恨阶级敌人,而热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在《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一文中,作者认为：我们拒绝以“童心”爱“童心”的说法,因为它会引导我们陷在“人*”的污泥之中,会把我们领上“为教育而教育”的歧途.但是,应该肯定：人民教师要热爱儿童.这种“爱”,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发出来的,是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的,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因为这种“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它就服务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不是脱离而是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品德教育儿童,不要尽领着孩子们“为小白兔的病痛而流出同情的眼泪”,需要培养下一代敢于和剥削阶级影响斗争的精神.
《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的作者这样指出：“阶级教育是思想教育的核心.我认为,从孩子懂得要区分好人和坏人开始,就要适应他们的理解能力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离开了阶级教育这个核心,什么教育学生守纪律、有礼貌、团结友爱、不骄傲等等,都可以变成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没有区别.”
《人民教育》发表这三篇文章后,据编者称,在几个月时间里,编辑部收到近千件来稿来信,多数赞成这些文章的论点.将近一年后,1964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关于这次围绕“母爱教育”的讨论的综述,再次强调：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学校教育不能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
“是为了革命而爱孩子,不是为爱孩子而爱孩子.”
“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能是渺小的,而决不是什么伟大的.”
从此,在中国中小学教育中,“母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千百年形成的家庭之爱,母子之爱,远离日常生活.
诸如此类的说法今天看来显得十分可笑,但当年它们却大行其道.针对少年儿童的母爱教育而展开的批判,突出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把爱的教育扭曲为憎恨教育.这就使得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在接受教育时,漠视日常生活的爱,漠视师生之间的爱.在这种教育氛围中,同情心不再被肯定,善良不再被肯定,无情却被当作革命的坚定性,野蛮更是被视为应有的勇敢.
谁料想,人们很快就要尝到恶果了.
人性野蛮,如何形成?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成为“”的第一个.从大学、中学甚至到小学,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顺理成章地走到造反前列,成了狂热、无情、野蛮的一个群体.他们对包括老师在内的对象,进行抄家、揪斗、殴打,各种惨不忍睹的手段应有尽有.一位当年的红小兵,曾回忆当年他们如何把图钉往老师脸上一个一个地钉上去.
为什么只有十几岁的红卫兵们,会突然间表现出这种野蛮行为?
1996年,我曾在一篇关于红卫兵的文章中这样写过：
“从年龄上看,红卫兵中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大都成长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在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世界风云变幻,便构成了他们历史性格孕育、生长、定型的背景.等在他们的眼睛里,父辈的生存方式,从来离不开批判、斗争、革命,社会生活中,人之间来不得半点温存——那简直是不可取的奢侈,更不能允许毫无政治原则的妥协——那绝对是必须抛弃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坚定.从此,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渐渐变得简单而粗俗,阶级斗争的目光和心理状态,把生活万象,把他们的性格,也笼罩上你死我活的热衷斗争的阴影.”（《残缺的窗栏板——关于红卫兵的随感》）
将近二十年过去,我的看法依然如上.“”之前在中国各级学校开展的政治教育中,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人『生论,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学生的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对少年儿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就难怪,红卫兵运动兴起初期,野蛮行为大行其道,兽性被当成革命造反行为,被看作是“革命接班人”的最好表现.
批判母爱,谁之痛?
母亲之痛,孩子之痛,更是历史之痛.
转眼对“母爱教育”的批判已经过去五十二年,而明年也是“”爆发整整五十年.生于1950年代的我们这些人,如果还没有足够的反思和忏悔,恐怕还会用当年形成的观念、习惯,对80后、90后等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带来负面影响.
当今社会上时有报道某些老人做出的各种各样令人痛心、尴尬甚至残忍之事,于是,难免总是听到人说,现在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坏人变老了”——令人心痛的一句话.
我想,更多的同龄人,不会愿意走进“坏人变老”的行列.
我没有太多地研究斯霞老师,也不知道她受到批判之后,特别是“”期间的经历.只听说她被迫离开了教学岗位,一直到“”结束之后才重返校同.可以想象,那些年她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难.好在她所承受过的误解、歪曲、贬损,已成为历史的荒唐.在她尚健在的时候,学校便为她竖起一座雕像,足见人们对她的敬重,也可见历史的进步.
2004年1月12日,斯霞老师因病去世,享年94岁.斯霞老师的学生们,不会忘记她！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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