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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传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东晋邵陵周崎所生活之年代,正值晋室南渡,国家政局从早期的“王与马,共天下”,到后期演变为“王与马,争天下”,由此导致“王敦之难”.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个侧面反映,时任湘州从事的邵陵人周崎成为了双方斗争的牺牲品,而在另一面也展示了当时邵阳人敢担大任、临危不惧和勇而有谋,而且忠诚朝廷、义信官长和至死不屈的忠义精神.这种精神历来受到史家与儒家学者的推崇,影响深远.
[关键词]东晋；周崎；邵阳；忠义；正史
邵阳地区历来为多民族杂居,位列南蛮之域.在文明待开之先秦时代,拥有文化自豪感的中原史家对南方蛮夷之载笔往往粗略而模糊,更不会着墨于特定的人物加以特写.而自汉代史学大家——司马迁所撰《史记》的出现,在以纪传体的形式创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成就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中国官修史学——正史的基本体例,自此以后,后朝修前朝之正史成为了一种学术或政治惯例,二千多年的王朝史被浓缩于所谓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二十六史之中.历史时期邵阳风气的开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它与正统王朝的关系愈来愈近并逐渐融为一体,史家对其相关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越来越多,人物形象也越来越丰富,但为其正式立传者仍然非常罕见.据有关学者的统计,中国古代正史为邵阳人物立传者总计仅有2人[1]（228）,其中一人即为东晋邵陵周崎,列《晋书·忠义传》.清道光《宝庆府志》云,“郡贤见史传记载灼然可纪者,自周崎始”,其言当为不谬.本文就周崎生活之年代背景和相关之事实略谈其忠义之精神及影响,以为当代邵阳精神之反思与借鉴.
一
《晋书》将周崎列为忠义人物传,案其史实,主要与“王敦之难”有关.王敦（266-324）者,字处仲,出身于当时的著名门阀士族琅琊王氏.王敦为后来位至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永嘉之乱时,二人一同协助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并掌握朝廷军政大权,当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2]（2554）可见王氏兄弟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随着地位的巩固,以及建康东晋政权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晋元帝司马睿就不太愿意王氏兄弟把持朝政了.而此时自恃有功的王敦,居长江中上游建瓴水之势,手握重兵,仰仗着强大的宗族势力,越来越骄横跋扈,不大把元帝放在眼里,于是性格张扬又目中无人的王敦就成了“出头鸟”.元帝为打击王敦,抑制大族,加强皇权,改变强枝弱干、强臣弱主的局面,前后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
首先,冷落王氏兄弟,起用旧人.重用琅邪王幕府中的两个旧臣刘隗和刁协,执行“以法御下”的“刻碎之政”,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予以参劾处决,一开始就处置了王敦的亲信桂阳太守等一批违法的官吏,力挫王氏兄弟的威风.称帝之后的元帝,虽然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进爵,但是在态度上渐趋冷淡,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均不再与其商议.
其次,实行化“客”为兵.元帝采用刁协的建议,下诏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僮客（即家奴）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让这些人恢复平民百姓的地位.这样做并不是为僮客着想,而是要与大族争夺劳动力,使朝廷获得更多的税役来源.这一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招致他们的怨愤,以至后来在王敦兵犯宫阙之时,这些人大多持默许纵容的态度.
再次,任用心腹掌握重要地区的军权.由于东晋政府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掌握在各地外藩手中,元帝迫切需要扩建能为自己所用的军队,以对付王敦.太兴三年（320）,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元帝调湘州刺史甘卓到梁州,同时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派遣自己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湘州据长江上游,控驭荆、交、广三州,位置十分重要.控制湘州,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第二年,晋元帝又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征西将军,镇合肥；刘隗为青州刺史、镇北将军,镇淮阴.这表面上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实际上却是针对王敦而来.
王敦面对晋元帝的步步紧逼,决心放手一搏,以争取主动.永昌元年（322）正月,以诛刘隗为名向建康进兵.由于众多不满“征奴为兵”政策的门阀士族对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进军神速,一路上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一举攻入建康,重掌朝政,然后返镇武昌.不久元帝抱恨去世,继位之晋明帝则乘王敦病重而于太宁二年（324）平之.
二
王敦起兵向晋元帝发难之时,除亲率主力进攻京都建康外,还派心腹大将出攻元帝分派驻扎在各地的守将,湘州即是其中之一.时任刺史者为晋元帝所信重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周崎正任湘州从事.《晋史·周崎传》载：
周崎,邵陵人也.为湘州从事.王敦之难,谯王承使崎求救于外,与周该俱为魏乂侦人所执,乂责崎辞情,临以白刃.崎曰：“州将使求援于外,本无定指,随时制宜耳.”又谓崎曰：“汝为我语城中,称大将军已破刘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阳,无复异议,三江州郡,万里肃清,外援理绝.如是者,我当活汝.”崎伪许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军败于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众来赴此急,努力坚守,贼今散矣！”乂于是数而杀之.[2]（2313-2314）
这是周崎本传的全文,文字不多,但已将周崎的忠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传中所言魏乂,时任南蛮校尉,为王敦亲信之一.当时王敦派他率军二万进攻湘州治所长沙城,因长沙城城池不稳固而又缺乏军需储备,守城众人都十分恐惧,有人更劝司马承投靠陶侃或退守零陵或桂阳,司马承却坚持婴城固守,于是派周该和周崎向外求援,但二人很快就被攻打长沙的魏乂手下捕捉.魏乂以刀相逼,要他们交待准备向何处求救,周崎以“本无定指,随时制宜”而巧言敷衍,绝不透露任何军情.魏■又谎称王敦已击败朝廷军队,主掌建康朝政,而甘卓亦已回襄阳,援军不会再来,要周崎去劝降,瓦解军心.周崎假意答应,但却和城中人说援军快到,鼓励继续坚守,最终惨遭杀害.这些都说明他不但敢担大任,临危不惧,勇而有谋,而且忠诚朝廷,义信官长,至死不屈.
东晋邵陵周崎在王敦之难中所表现出的忠义精神,历来受到史家与儒家学者的推崇.唐代房玄龄等编撰《晋书》之时,序周崎所在之《忠义传》云：
古人有言：“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信哉斯言也！是知陨节苟合其宜,义夫岂吝其没.捐躯若得其所,烈士不爱其存.故能守铁石之深衷,厉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于严风,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书名竹帛,画象丹青,前史以为美谈,后来仰其徽烈者也.
是篇以儒家经典与圣人之言,高度赞颂周崎等人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的忠义精神是成仁之美德操守,是贞心之高风亮节,可名垂青史,可以为美谈,亦可激励后人.
到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著名理学大师朱熹任潭州安抚司,在长沙城北门外建五忠祠,祀奉东晋谯王司马承等,在其周围又以周崎等七人肖像从祀,皆因之“捐躯以殉,百折不回者”也.[3]（1700）清代时,因原祠久废,又将周崎等像附祀于长沙城南书院南轩祠前.时人认为,他们“英风毅魄,千载犹生,实自（周）崎等倡之”.[3]（1700）由于历代只在长沙城设祠祭祀周崎,道光时修《宝庆府志》的作者们呼吁说,“崎,邵人也,宜专祀于邵,以安忠魂而励颓俗,亦守土君子之责也”.[3]（1700）可见周崎忠勇义信精神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2]（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清）黄宅中等修,邓显鹤等纂.道光宝庆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项目基金：2010年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结论：适合立传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立传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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