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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张平被视为“主旋律小说”的突出代表,被打上了“*作家”、“主旋律作家”等醒目标签.这种符号式的标签对一个作家来说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这种符号式的命名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迅速让作家“暴得大名”并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不幸的是这种符号式的命名一定是粗暴的、简单化的、以偏概全的,并一定内含着种种对作家的误读.
对张平来说,我们当然不否认对其进行符号化命名的现实逻辑,这主要源于张平本人的从政身份,对政治和官场非常熟悉,从经验角度具有先天的基础和优势,很容易被看成是官场和政治的代言者；另一方面,从实际创作来看,张平既有的创作的确主要集中在政治题材小说上,尤其是其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品,政治题材小说毫无疑问占据了主要位置.除了早期以《祭妻》、《姐姐》为代表的少量“家庭苦情”系列小说,真正支撑起张平文学大厦的是一系列以政治为题材的作品,比如《天网》、《国家干部》、《十面埋伏》、《抉择》等,其中尤以《抉择》的影响最大,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尽管如此,我以为简单粗暴地给张平打上“*作家”、“主旋律作家”之类的标签是不妥的,虽然这也是一种荣誉和认可,但同时这种符号式的命名也构成了对作家作品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可能性的遮蔽.这种遮蔽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鉴于对“主旋律”之类概念本身的误读和歧义,对张平的“符号化”实际上遮蔽了其政治题材小说本身的丰富性,使人们简单地认为政治小说就是政治事件或*过程的简单记录,就是历史事件的简单呈现、简单揭露或正面歌颂.二是在突出或放大其作品的政治性、故事性的同时,忽略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人误认为这类作品就是政治的一面镜子或者传声筒,政治功用强而文学性弱.如果仔细研究张平的创作,我们会发现这种遮蔽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它造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误读,这种误读现象不仅在普通大众读者中间存在,在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中也普遍存在,这一点从张平的名头很响、作品很多,但相关研究文章却很少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可以说,张平作品的复杂性、丰富性远未被发掘和表达出来.
但张平并未被这种符号式的命名所困扰,他对自我风格的坚持、对文学本身的热情与探索从未停止.《啄木鸟》杂志首发（见《啄木鸟》2018年5、6期）的《重新生活》可以说是他近年来文学积累和思想、生活积累的又一次大爆发,其在政治题材小说的主题开掘和叙事探索上都作出了新的尝试.《重新生活》仍然聚焦当前的时代主题——*,但与以往小说不同的是,张平这次所关注的不再是*力量和腐败官员激烈交锋的主战场,而是将目光投向斗争的*和侧面,关注腐败官员家属在*过程中的生命遭际和存在困境.这一叙事视角的转换体现出他的探索意识和文学敏锐性,也带来了作品叙事空间和文学性的极大释放,使得这部小说呈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艺术质地和意义指向.
一、从正面强攻到侧面呈现
一般来说,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小说常以正面呈现、正面强攻居多,即正面描述*斗争的曲折艰难、正反势力的斗智斗勇,从而呈现斗争的艰巨性以及*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周梅森、陆天明的*小说大多具此特征,张平以往的小说创作中也是以此为常见的模式.以《天网》为例,县委书记刘郁瑞与村支书贾仁贵及其背后各种勾结势力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正反两派,*户李荣才成为横在二者中间的一个矛盾焦点,同时也是双方交战的“主战场”.在李荣才事件的推动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这种博弈最终以李荣才的胜利告终,并据此标志着*斗争的最后胜利.这种借助于一个矛盾事件从而推动正反双方进行殊死搏斗的模式在张平的小说中屡见不鲜,“正反对峙”、“三角关系”也成为*小说很经典的一种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很有传统小说的影子,结构简单,冲突激烈,叙事明快,人物性格鲜明,可读性强.但这种模式也容易带来主题先行的概念化、情节的简化、人物的脸谱化的弊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小说的文学性.
在《重新生活》中,我们看到了张平面对同类题材叙事时所进行的艺术探索和自我突破,面对同样的*题材,他专注并采用的是更具文学性的新视角和新策略,即从正面强攻转入了侧面呈现.虽然仍然展现*斗争这一时代主题,但张平不再正面面对斗争的主战场,不再呈现如何层层剥茧破除腐败案件、拿下腐败官员的斗争过程,而是将主要叙事对象对准了腐败官员被清除之后的“余波”,对准了“地震”后的官场生态以及“地震”后的官员家属们,简言之,小说主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说的意义空间也得到了新的开拓.
从腐败官员到官员家属,这一视角的转移既体现了张平的探索精神,也体现了他敏锐的文学嗅觉.同正面波澜壮阔的*斗争不同,“地震”之后的官场生态显然更能显影官场的复杂和人性的幽深,而在官员家属们所经历的动荡变化中也能看到更多的世情和人情,看到更多的人性、社会和生活的本质.显然,这里蕴藏着巨大的人性的可能、*的可能和文学言说的可能.
视角的转换其实也是空间的转换,它带来了叙事空间的极大扩展.由于小说主题从激烈的政治性极强的正面战场撤出,小说中正反双方的矛盾就存在了性质转化的可能,就有可能从非此即彼的敌我矛盾,转化为可调和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叙事上就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和自由度,就有了让小说从“历史规定性”中解放出来的可能.而事实上,张平的确通过对主角的身份设置将小说从传统的模式中解放了出来,让叙事变得开放而多元.这部小说的主角中没有原罪意义上的罪犯,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胜利者.被抓的市委书记魏宏刚只是小说的一个隐藏的线索,小说所讨论的不再是纯粹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延伸到了个体存在本身,延伸到了他的家人魏宏枝、母亲、丁丁、绵绵等身上,由他们各自的生命遭际和心灵历程来探讨人之存在的困境和出路问题.因此,从叙事上來讲,《重新生活》打开了广阔的文学空间,外在情节的惊心动魄被人性和心灵的惊涛骇浪所取代,小说的政治性和文学性具有了彼此交融的可能.
二、特殊群体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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