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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认真阅读过的陈为人作家传记作品一共有四部,传主分别是唐达成、赵树理、周宗奇和马烽.其中,除了唐达成之外,另外三位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作家.山西作家之所以会成为陈为人集中关注审视的对象,原因当然在于陈为人自己长期供职于山西省作家協会,生活写作于山西文坛,对于这些传主的人生与写作非常熟悉的缘故.
这里需要多说两句的是唐达成.读过陈为人那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的朋友,都会知道,唐达成虽然不是山西作家,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错误地打成“”之后,就被下放发配到了山西太原,成了太钢的一名普通工人.当时年轻的陈为人也不仅正在这家大型企业工作,而且还狂热地喜欢文学.对于陈为人他们来说,唐达成的到来却是天大的喜事.有了文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媒介,唐达成与陈为人成为患难与共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个时候的陈为人,又哪里能够想得到,多少年之后,自己口口声声喊着“唐师傅”的唐达成,居然又会重返京城,居然还成了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一度执中国作协之牛耳.正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注定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缘分,所以,在唐达成过世之后,由陈为人来完成如此一本可谓字字泣血、情真意切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就自在情理之中了.更何况,早在“”结束之前,马烽就产生过把唐达成调到山西文联（当时山西作协只是山西文联的一个下属部门）来工作的想法.完全可以想象,假若没有李束为的坚决反对,或许唐达成真会成为一位山西作家也未可知.
同样是以文学创作为业的作家,李束为为什么就非得坚决反对调入呢?让我们来看马烽的叙述：“第一,咱们机关本身好几个,你再收留外边的?”（本节引文均来自陈为人的新著《马烽无刺》,金城出版社2017年10月版）但第二条马烽却并没有痛痛快快告诉陈为人,一直到很久之后,陈为人再次追问有关问题时,马烽才交待说：“不能公开说的是个啥问题呢?李束为是怕我的势力大.李束为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们此处关于李束为反对把唐达成调入山西文联工作的分析,其实已经触及到了笔者认为值得重视的方面,那就是,陈为人这部作家传记对于笼罩中国文坛多年的宗派关系相对深入的梳理与分析.说实在话,读陈为人的作家传记越多,就越是能强烈感觉到他的传记作品的与众不同,其总是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欧阳修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名言来.我们也可以说,陈为人的作家传记中往往是既有“酒”也有“山水之乐”的.所谓“酒”,就是指传主本人,所谓“山水之乐”就是说,陈为人的作家传记,往往并不只是满足于把作家的生平事迹展示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在充分展示作家生平事迹的同时,他总是有更为深切的言外之旨想要表达出来.据我的理解,这种言外之旨,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中,是对于中国文坛长达五十年之久的风风雨雨进行真实的描写与铺叙.在《插错了“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中,是对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再度深入探讨,以及对于赵树理这一类作家的精神价值立场定位.这部《马烽无刺》自然也不例外.在这里,这部作品的副标题“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就显得极其重要了.由马烽而回眸中国文坛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到底要回眸澄清什么呢?我以为,陈为人在这部传记中,所欲深究的一个根本问题,正是困扰中国文坛多年的宗派问题.
话题再回到李束为.人们都知道山西文坛的“西李马胡孙”是关系密切的五战友,但却很少有人清楚,就在这可谓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之间,却也免不了会有宗派情绪的生成,会有宗派主义问题的出现.这一问题,主要就体现在马烽与李束为两人关系的复杂纠结上.1949年之后,马烽本来一直在北京中国作协工作.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以创作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是为了逃避所谓周扬、丁玲之间尖锐复杂矛盾的缠绕,用马烽的原话说,就是“京华虽好,却是是非之地.惹不起咱还躲不起?三十六计走为上”.马烽断然决定,离开北京,回山西去.马烽根本没有想到,山西也并非世外桃源,虽然较之于中国文坛要小了许多,但山西也还是有一个文坛在的.马烽根本想不到,回到山西之后,自己很快就会陷入到与李束为的矛盾之中.而这李束为,却并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敌人,不仅是自己多年的老战友,而且还同为“山药蛋派”的代表性作家.当时,李束为作为山西文联的党组书记,主持文联的日常工作.马烽从北京回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谁当文联主席谁在文联当家的问题.虽然马烽力辞文联主席和党组书记的位置,甘居李束为之下,只是担任了文联的副主席和副书记,但李束为却从此就形成了一个终身都无法解开的心结.对于这一点,他们共同的老战友,作家胡正有着一针见血的评述：“那时李束为是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马烽是副主席、副书记.李束为内心有个根本的矛盾,根本的矛盾是什么呢?主要问题是领导地位与文学成就的问题,这是问题的核心.一是他是山西省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但在创作上又次于其他人.这是他的根本矛盾.”按照逻辑推理,既然身为山西文坛的最高领导,身为山西文坛的掌门人,创作成就应该是最高的,但在实际上,当时李束为的创作成就不能望马烽的项背.于是,一方面留恋着文坛的权位,另一方面却又因创作成就不够高而心有戚戚忌惮旁人.尽管马烽心胸足够坦荡,但在颇有邻人之斧心理的李束为这里,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正因为李束为不无先验色彩地认定,马烽回到山西,就是要抢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所以,他才会处处提防马烽,才把马烽看作是自己人生中最主要的一个对手.于是,也才会有拒调唐达成事件的发生.不仅如此,李束为与马烽之间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恩恩怨怨,恐怕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方才能够得到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
马烽与李束为之间的恩怨纠葛,固然值得我们关注思考,但相比较而言,更需要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却是更大程度上决定影响着马烽在中国文坛命运沉浮的周扬与丁玲之间的更为盘根错节的宗派矛盾.陈为人之所以要从丁玲开始叙述马烽的故事,之所以把周扬与丁玲之间的矛盾纠结作为这部《马烽无刺》的叙事重心所在,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回到山西之后,马烽不仅陷入了与老战友李束为的矛盾冲突之中,而且也并没有能够彻底挣脱周扬与丁玲矛盾对他人生命运的制约与影响.这一点,集中爆发在“”结束,周扬和丁玲相继复出之后的新时期.对此,陈为人在《马烽无刺》中,有着非常清晰的描述和判断：“客观地说,唐达成、马烽二人,都是淡漠为官而认真做事的人,而且,主观上都不愿意搅和进文坛的矛盾漩涡中去.然而,历史老人却有喜欢恶作剧的小孩脾性.令唐达成、马烽想不到的是,若干年以后,偏偏是他俩,阴差阳错地被激烈冲撞的两大板块,选中为各自利益的代言人,竟然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此文坛‘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或有心或无意,或正面或迂回,或主动或被动,或淡然或激烈,或身不由己随波逐流,或戴着面具作为木偶,于1984年、1987年、1989年,三起三落、三进三出、上演了‘三上桃峰’‘三进山城’‘三打祝家庄’的连本大戏.”这两大板块,不是别的,正是最早萌发于延安时期且长期困扰中国文坛发展的周扬与丁玲这两个文人集团.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唐达成与马烽都是心知肚明的.“唐达成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地球人.我们必然处于各种板块的挤压冲撞之中.’”“马烽说：‘由人不由人,我是被夹在了丁玲和周扬两人之间.’”有鉴于此,陈为人才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与推论：“唐达成和马烽都身不由己地处于两大板块的激烈冲撞之中,开始是周扬、丁玲两大板块；周扬、丁玲身后,又演变为张光年、贺敬之两大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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