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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历史源流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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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代表会议与党的代表大会有显著区别.党的代表会议是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已明显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理应按照发展党内、“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要求,对党的代表会议的相关规定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关键词】党的代表会议;历史沿革;党员主体;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5—0059—03

继党的十七大党章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后,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明确提出:“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为此,就需要对与党代表任期制息息相关的党的代表会议进行再认识.无论是从党的历史和现实来考察,还是从发展党内的实践要求来看,都需要对党的代表会议的传统规定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党的代表会议的规定是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源于前苏共,适于战争年代,用于非常事件,现已不适应.

中国在党的建设上曾长期不同程度地“以俄为师”,党章中关于党的代表会议的相关规定就源于前苏共.前苏共自1906年党的四大开始,在党章中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定义上,就有“定期代表大会”和“紧急代表大会”的规定,1917年六大又将“紧急代表大会”改为“非常代表大会”,并一直延续下来.据此,在1925年十四大党章中第一次规定:“在前后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委员会可以召集各地方党组织的代表举行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1939年十八大党章中又进一步明确:“在前后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联共(布)委员会至少每年召集一次全国各地方党组织代表会议,来讨论党的政策中的迫切问题”.但是,在二战结束后进入和平年代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即1952年的十九大上,则在党章中取消了关于“全苏党代表会议”的规定.其理由是:“在现在情况下,没有必要召集全苏党代表会议,因为关于党的政策的紧急问题可以在党代表大会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1]192

再来看看中国党的情况.中国建党伊始,从党的二大到七大通过的党章,都有关于召集党的代表会议问题的规定.1945年召开的七大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在前后两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委员会得召集各地方党委代表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若干次,讨论并决定当前的党的政策问题”(这与前苏共十八大党章的相关规定何其相似).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及进入和平年代后第一次党代会即1956年党的八大上,也与苏共一样在党章中取消了原有的关于党的代表会议的规定.应当说,一方面,党关于党代表会议的规定同当时党所处的战争环境及党分散在各个农村根据地的情况有关,党在那时难以召开有广泛代表性的、较大规模的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的规定是适应战争年代的客观要求的;另一方面,前苏共关于党的代表会议的历史沿革对中国的建设也有明显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八大取消了党代表会议制度后,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即规定全国、省、县这党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八大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自九大开始,党代会常任制的规定就在党章中消失了.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在党章中又重新对党的代表会议作了规定,即:“党的县级和县级以上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需要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召集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决定.”1987年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又补充规定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相关职权,并大体延续至今.

从党的90多年的历史来考察,党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只有三次:第一次,是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主要是讨论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当时处于战争及割据条件下不可能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全会);第二次,是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主要是解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当时由于七大后已十年未召开全国党代会,原有的委员已发生重大变化而难以召开全会);第三次,是198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实现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对委员会以及顾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作相当幅度的调整,这其中有历经十年浩劫后当时党内领导层中老干部比例明显偏多的特殊背景.由此看来,党对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非常审慎的,主要是在特殊时期针对特殊重大问题及非常事件,而不是党的建设一种常态性的制度安排.

因此,现在在党早已进入社会稳定发展、党内生活正逐步走向化制度化的历史新时期,那种源于战争年代并以解决非常事件为主要使命的党代表会议的规定,就理应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以新的制度安排.有人说,今后仍然可能发生非常事件,应当有备无患.这种考虑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但这个“备”,不应是一种已经不合时宜的制度,而应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更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即不断健全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及全委会制度.实际上,党已经进行了这方面成功的实践和探索.例如,1989年发生“风波”那样重大的非常事件,涉及党的领导机构较大幅度的调整,就没有采用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作法,而是按照党章规定召开党的全委会即十三届四中全会来解决的.在其他重大问题上,如从多年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核心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也都是采用党代表大会的制度来平稳实施的.新时期以来党的建设实践已经一再证明,20多年前党章中规定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两项职权,即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都是完全可以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来完成和体现的,即使处于非常时期,召开委员会全会的作法,也比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更便捷、更合情合理、更有利于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因此,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规定,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第二,在大力发展党内及实行党代表任期制、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践条件下,党的代表会议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

结论:关于历史源流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历史源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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