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化西学:青年贺麟的黑格尔译述,此文是一篇贺麟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贺麟论文参考文献：
一、贺麟的“化西”之志
1936年是进入全面抗战的前一年,是年,力倡精神抗战的贺麟作为黑格尔的译介者声名鹊起,其移译的开尔德（E.Caird,1835—1908）《黑格尔》、鲁一士（J.Royce,1855—1916,今译乔塞亚·罗伊斯）《黑格尔学述》先后面世.在贺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将二书并为一册,列入《贺麟全集》重新印行（2012年）,此距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首版已有76年.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贺麟的角色不仅是汉译德国哲学的代表人物,更为重要的是,贺麟的译事旨在“化西”,以期融会西学而求做到华族文化在新时代的复兴.中西碰撞与交汇的进程已延拓百年,在思想与现实双重意义上,于今仍是至为重大的课题,重温贺麟的工作无疑极有裨益.
近现代的中国时世激荡,频经国变,作为时代精神滥觞的学术更革之剧亦为古来所未有,道咸以降经今文学日显,至廖季平、康南海为极,随戊戌之败,纳新世界于旧系统之途断绝,作为传统学术主干的经学渐趋衰竭,学术复为天下裂,其分途要之有三：一为默守中国固有之学问,如蒙文通之守经,钱穆之守史；二为否弃本土传统而一意从西,如胡适之、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三为以中为本兼采西学而求贯通,如《学衡》发起者梅光迪、吴宓及撰稿人王国维、陈寅恪.此三分的路向间有交叉,或学者于不同时期有所移易,如王国维辛亥前后的变化.就贺麟治学主旨而言,于第三条路向是一以贯之的,这根源于其教育背景和学术经历.清季以降,蜀中经史之学素盛,与贺麟同时代的乡贤蒙文通、刘咸?的从学与为学经历主要在川内,俱为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大家.贺麟的兴趣则集中于宋明理学,幼年时即随父亲诵习《朱子语类》《传习录》,表露出天赋的思辨能力.及贺麟考入清华学校,正值南北之学纠葛争辩于“保守”与“开明”之际,北平更为东西新旧学术交汇之中心.贺麟于清华颇受益于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做到到留美归国的吴宓译述工作的启发和鼓励,结合自己以义理之学为本的旨趣,贺麟确立了译介西方古典哲学的学术进路,并奉为终身志业.
贺麟于1926年出国,先后在美国奥柏林（Oberlin）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研习哲学.在当时的美国哲学界,19世纪后期传自德国并兴盛一时的绝对唯心主义（AbsoluteSpeculative Ideali）已失去王座,而以皮尔士、杜威等人力倡的实用主义为尊[1].贺麟留美之时,美国新黑格尔主义巨擘鲁一士已逝世10年,但鲁一士素做到詹穆士（WilliamJames,1842—1910,今译威廉·詹姆斯）等实用主义名家推重,身后影响所及,奥柏林大学所用哲学史教本正为氏著的《近代哲学精神》（The SpiritofModernPhilosophy）.鲁一士“流畅而富有情趣的笔调”使贺麟初次对黑格尔哲学萌生了兴趣,并译出该书“黑格尔之为人及其学说概要”部分,作为《黑格尔学述》的第一节.鲁一士特别表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今译《精神现象学》）,以其“少独断保守性而富于自由精神”故[2],贺麟虽无缘亲炙鲁一士,但留美4年间,先后做到到奥柏林大学耶顿夫人、芝加哥大学米德教授、哈佛大学霍金和路易斯的授课和指点,对这部黑格尔哲学的奠基之作多有所获.留美之后,贺麟赴柏林大学从学于德国新黑格尔主义重镇哈特曼以求深造,哈特曼对辩证法的阐说对贺麟启发尤大.归国后,贺麟陆续译出鲁一士《近*想主义演讲》（ModernIdeali）专论《精神现象》的第五章,分为五小节,与前述“黑格尔之为人及其学说概要”组成了《黑格尔学述》的主要内容.[3]
贺麟之重视《精神现象》,除了学理上的投契,更以“时代的兴趣居多”.贺麟在美国时即留心国内政局,曾于“东方学生会”做英文报告《中国革命的哲学基础》为北伐助势；归国未及一月遭遇九一八事变,贺麟应吴宓之邀作长文《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张扬歌德、黑格尔、费希特唤醒国民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分7期连载于《大公报》[4].据徐梵澄先生回忆,曾向蒋复璁引荐贺麟,《德》文又颇做到陈布雷欣赏,遂说动拨款成立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风云际会之下,贺麟出任委员会主任,译述事业做到以顺利开展[5].抗战时期的中国与黑格尔时代的德国具有高度的可类比性：强敌入侵而内部四分五裂、亟须民族振发而世风人心颓败；在此局面中,贺麟主张武力之外尚需文化的抗战,施行“学治”培植精神自由之基础,以“学术建国”作为政治军事之本源.
黑格尔哲学富有强烈的历史感,甚至认为哲学就是世界历史所给予人的教训与精神轨迹,其矛盾法（dialectical method）长于以严谨缜密的方式分析、调节、征服冲突,贺麟译介此学,意在为处于历史变局、矛盾丛生的中国提供唤起民族精神自觉、依理则而实现自我超拔与发展的范例.经过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旧学沦隐而新学未立,与“学术开明运动”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之后的德国多相似处,学术与文艺的重建更可资比较和镜鉴.
二、作为格义的“矛盾”
贺麟译dialectics（德文Dialektik）为矛盾法,而不取日本译名“辩证法”,是基于翻译理念：打破中西新旧、文言白话、直译意译的界限,此三条原则系于贺麟“化西”的一贯用心,而“西洋哲学中国化,订正译名为首务之急”.贺麟进一步申说移译西学概念的可行之法：在文字学上宜取“有来历之适当名词以翻译西字”,在哲学史上宜取“中哲史上适当的名词”,而对转译自日文的名词则“须严格批评,不可随便采纳”[6].近代日本是东亚绍引西学的先导,中国译界移用日本译名所在多有,贺麟诋斥这一现象,乃是看到这一移用缺乏语源与中哲史的基础,反而妨害中西之间的理解与互识,贺麟的主张和实践是对译界日本译名泛滥的辨析和矫正,而非狭隘民族情感的表达.
矛盾一词原出自《韩非子·难一》,贺麟取其“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之意,以传达黑格尔对谢林式的含混便捷的同一哲学（dieIdentitaetphilosophie）的反对.黑格尔与谢林为图宾根大学同学兼密友,谢林天才横溢,甫出道即享有盛名,黑格尔在耶拿时期与谢林的合作多被视为附骥,甚至被误以为谢林的学生,以黑格尔的独立倔强,不难理解其在第一部重要的著作《精神现象》中明确以谢林为目标,用矛盾法剖解世事的复杂性与艰难性,批判谢林囫囵的方便法门与虚假同一性.具体而论,有矛盾的实在观：凡真实的必经正反合历程而达到合理的有机统一体；矛盾的真理观：真理的本性即是矛盾的,贺麟举庄子“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死”例释之；矛盾的辩证法：贺麟举芝诺、苏格拉底惯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之法盘诘追问,破伪存真.矛盾之译名优于辩证,即在于能准确描述精神现象常陷于两难、却不得不“寻疵抵隙”以求超拔的本相,此意非以假设或推论为法式的辩证所能涵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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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超越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的一部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于1844年5月移居巴黎后完成的，又称《巴黎手稿》。在这部著作中。
人、神和法:基于黑格尔宗教哲学解读
摘 要：黑格尔不是把宗教视为一种外在于人且强加于人的异在之物，而是把宗教视为人的内在精神，人离不开神，神也需要人来展示自己。真正的宗教是人绝对精。
从需要概念透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
摘 要：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市民社会发生在伦理阶段中家庭解体之后。家庭的解体使伦理精神丧失，从而使个人的任性获得了自由，特殊性原则成为普。
自由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演进
摘 要：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运用概念推演的方法考察了人类自由的实现过程，他是从独特的“关系”视角探讨自由的，认为只有在社会关系（契约、道德以及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