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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论文参考文献：
北宋初年,海内初定,武功歇而文治兴.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下诏编修类书,有史实、典故一千卷名为《太平御览》,野史小说五百卷名为《太平广记》,诗文一千卷名为《文苑英华》.太宗死后,其子真宗继位,又以“历代群臣事迹”一千卷名为《册府元龟》.后人称以上四部书为宋代四大书.这四大书中最先完成的就是《太平广记》,由李昉、扈蒙等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奉旨编纂,历时约一年半的时间,于次年修成.书名中的“太平”二字缘于此书成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
在中国类书史上,《太平广记》的编纂是一件大事,那么当时的统治者为什么决定要编纂这样一部书呢?这还要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去考虑.
《太平广记》编纂的政治目的
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提出宋初编修类书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宋既平一宇内,收诸国图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内名士,或宣怨言,遂尽招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书,成《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各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是为《太平广记》.”这里,鲁迅先生很明确地指出,宋朝初年太宗编修这些大型的类书是安抚身为海内名士的降王臣佐的一种政治策略.
其实,这个说法不是鲁迅发明的,早在南宋时期,王明清的《挥麈后录》卷一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这种看法在元代也有支持者,如刘埙《隐居通议》卷十三说：“或谓当时削平诸僭,其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志,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纂群书,如《太平御览》《广记》《英华》诸书,迟以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有一些人对宋太宗推行的这种政治怀柔政策给予了肯定和赞赏,认为这不失为一个使降臣心无二志、促进社会稳定的好办法.到了明代,谈恺在《太平广记跋》中也继承了这一观点.
不过,这一观点也受到了一些现代学者的质疑.比如史学家聂崇岐、编辑家程毅中等就指出了王明清《挥麈后录》的错误,像《册府元龟》这部书不是太宗朝编的而是真宗朝编的,又如所谓“诸降王死”和历史事实也多有不符.因此,他们认为宋初类书的编纂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应该看到,王明清的说法确实存在谬误,但以此就否认《太平广记》等书的修纂和政治无关,则难以让人信服.据史料记载,《太平广记》的十三位纂修官,除了宋白一人外,其余全部为降臣.监修者李昉“（后）汉乾祐举进士”,历仕汉、周而归宋；还有的人是南唐和后蜀的降臣,这些人确实是“海内名士”.我们设想,即使这些人真的没有二心而忠心耿耿于宋朝,作为皇帝的宋太宗真能寝食无忧么?更何况当时李后主还活着,宋太宗能够不注重对那些南唐降臣的安抚么?正如清代陆寿名辑《续太平广记》中所言：“创业之主,中怀猜忌,韩彭俎醢.功臣尚然,何有于胜国之遗?宋太祖、太宗处此,不惟术智,抑亦德厚矣.”陆寿名认为宋太祖和太宗怀柔降臣的办法,不仅聪明,甚至算是仁德了.
因此,《太平广记》的修纂,政治需求虽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却是不容忽视的.平心而论,太宗安抚降臣,也是继承太祖的既定政策.《宋史》卷二七一中有一段总结的话：“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无不以恩信结之,既以安其反侧,亦藉其威力,以镇抚四方.”区别只在于：宋太祖着重笼络的是五代时期的武将,因此有“杯酒释兵权”之举；而宋太宗则用五代时期的文臣来修纂大书,其用“文”来安抚降臣、笼络人才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修书之业既尊贵,又有优厚的待遇,何乐而不为呢?
《太平广记》成书的文化因素
除政治目的外,《太平广记》的编纂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文献整理的因素.
秦汉以来,书籍成为文化传承的最为重要的方式,而中国的皇帝大多对文献典籍都十分重视,像隋朝“及隋氏建邦,寰区一统,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到了唐代,据《旧唐书·经籍志上》载：“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后面的明朝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性质莫不如此.
然而,有典籍的集聚就有典籍的散佚.北宋前面的晚唐五代之乱就是中国典籍罹难的时代.晚唐五代之乱始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王仙芝、黄巢等不堪统治者的暴政,愤而起义.这场起义以失败告终,战争的结果是“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自此以后,五代纷乱,政权更迭,自唐哀帝天祐四年（907）朱温以梁代唐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立国,历时五十三年.其间战争频繁,不仅令统治者无暇重整书籍,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典籍的散佚和损毁.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序》说：“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 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由此可知,从晚唐开始的近百年的离乱对于图书文献的损坏是相当严重的.
好在宋太祖在平定各地时,很注意保护和搜集图书,等宋太宗登上皇位时,国家基本完成了图书文献的储备,三馆藏书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太宗继位后,不仅和其兄长一样热衷于图书的搜集,同时还要对图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于是就有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这样大部头的类书.太宗皇帝曾和侍臣多次谈及图书问题,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文化建设思路：“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若非书籍,何以取法?”为了文化的发展,整理古代文献、編纂类书成为了主要措施之一.这也是宋太宗“文德致治”“右文崇儒”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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