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环境下美国合理制度对我国相关立法完善,这是一篇与立法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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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理使用制度一直以来是各国知识产权法中的重要制度,是公共利益和创作者利益平衡的重要工具.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以穷尽列举的方式对“合理使用”进行了封闭式规定,随着数字和网络的飞速发展,搜索引擎提供的数字化储存、定位服务给知识产权立法带来新的挑战,如“快照案”、“缩略图”案等.我国现行的合理使用制度显现了其“封闭式”立法的缺陷,并且从司法实践来看,也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适用标准.因此,我国现行制度无论在立法的设计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不能适应数字环境带来的挑战.纵观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美国的合理使用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中都能够很好的发挥知识产权的平衡作用,尤其“四要素”判断标准,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数字化；合理使用；版权法
一、合理使用制度概述
合理使用制度源于英国,在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安妮法案》颁布后不久,法官就在具体的实践中确立了合理使用制度.美国吸收英国的合理使用制度,于1841年Folsom v.Marsh中第一次在判例中确立了合理使用制度.在此案中,托雷法官论述了判断合理使用的方法“被引用的材料的数量和质量,使用可能对原作品的销售产生的不利影响或者减少了原作品的利润或者可能取代原作品的程度”,托雷法官的这个观点被美国1976年版权法所采纳.美国《版权法》第107条没有列举“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只是规定四个因素供法官考虑：使用的性质和目的；被使用作品的性质；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程度；使用行为对作品潜在市场和价值的影响.
二、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现状
(一)立法
我国现行的合理使用制度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对数字环境中合理使用情形进行规制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所组成.
首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2条明确列举了12种合理使用的情形,并没有任何弹性条款.其次,2002年公布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学界通说认为《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是对国际通行的“三步检验法”为了履行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TRIPS协定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将“三步检验法”纳入我国的国内立法,成为判决的依据.但是,在我国列举式的制度设计的前提下,这也只能被认为是对合理使用制度的一种限制,而不是“开放式”立法的体现.随着版权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网络传播技术的出现,我国立法对此做出一定应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保护条例》）第6条明确列举了八种合理使用的情形,但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没有任何弹性条款,不足以包罗万象.
(二)司法实践
虽然《著作权法》并未规定法官可以在具体案件中对不属于12种列举情形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进行自由裁量,但是在司法层面,为解决实际问题之需要,法官并不只是刻板地运用法条规定12种确定情形进行判断,而是充分运用了自由裁量权,但由各个法官、法院判断标准不一,结果也难以预测.有些法官严格按照“三步检验标准”进行,有些法官也借鉴美国的“四要素”判断标准,也有法官只取四要素中的某一、二要素,因此十分混乱.
例如在“音著协诉百度案”案中,百度搜索引擎将其他网站的歌词全部复制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向公众提供这样一种“歌词快照”的服务.在公众网上搜索歌词的时候,就不用进入原网站,直接在搜索引擎中就可以看到全部的歌词内容.显然,提供“歌词快照”服务的行为并不属于法定的合理使用的范围,但法院借鉴“四要素”标准,从“转换性使用”和“市场替代”的角度分析了被告的行为.法院认为,百度搜索引擎提供的“歌词快照”,向公共提供了原网站的全部歌词内容,形成了对原网站提供歌词的服务,从而判决百度的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
又如2009年11月6日国内作家棉棉起诉Google公司和北京谷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内第一例诉讼Google数字图书馆的案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中这样说,“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考量因素包括使用作品的目的和性质、受著作权保护作品的性质、所使用部分的性质及其在整个作品中的比例、使用行为是否影响了作品正常使用、使用行为是否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等.”不难看出,这四个标准和美国的立法有类似之处,又糅合了“三步检验标准”,最终认定谷歌全文扫描的行为不属于合理使用.
三、通过两则典型案例来阐述美国的合理使用制度
美国对合理使用制度采取的是开放式的立法,其版权法第107条规定了合理使用的四个因素.但是即便是这四个因素,也只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因此,美国的合理使用制度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法院的判例不断的发展和变化,能够灵活的适应技术的发展.
例如合理使用制度的第一個因素——“使用的性质和目的”最先关注的是该使用是商业性的还是非商业性的教育目的.1990年,Pierre N. Leval在《Toward A Fair Use Standard》中第一次提出“转化性的使用”.之后“转化性”使用又经历了“内容的转化性”到“目的转化性”的变化.最后,通过对近年来美国Campbell、Kelly案、Field案以及Perfect10案这几个关于搜索行为合理使用判决文书.实质上,“转化性使用”似乎已成为美国法院判定合理使用最为重要的判断要素.
下文通过Authors Guild,Inc.vHathiTrust案（以下简称HathiTrusta案）和Google数字图书馆案具体阐述合理使用制度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一)HathiTrusta案
2011年9月,来自美国等国的作家对美国、澳大利亚、魁北克等国家或地区的作家协会以及对HathiTrust数字图书基金会以及美国五所大学提起诉讼.原告称被告未经著作权人授权将版权作品数字化和“孤儿作品”项目分别侵犯版权法.在判断HathiTrust基金会对版权作品进行全文扫描的行为是否符合合理使用时,法院根据107条的四个要素进行了综合的考虑：①该行为属于“转化性的使用行为”,被告进行全文扫描并且数字化储存的行为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搜索服务,符合转化性的使用,并且,原告无法证明在其创作作品的时候具有向公众提供搜索服务的目的.②被告所扫描的作品包含了处于版权保护期内的、独创性较高的作品,这一点对于分析合理使用是不利的.但是,根据Cariou v. Prince确立的原则,当被告使用作品的行为构成转换性使用时,被使用作品的性质这一因素并不是重要的因素.③虽然HathiTrust数字图书基金会对全文进行了扫描,但考虑到其行为是为了提供搜索服务,进行全文扫描对被告来说是必要.④依据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案,市场影响应当是作品的二次使用形成对原作品的替代而对原作者造成经济损失,本案中的变形使用是转换目的和用途的使用,并不能形成原作品的替代品.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立法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立法机关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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