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正史史传载文演变轨迹,本论文为您写唐前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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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汉时期成书的《史记》《汉书》,其史传载文代表了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开创与成熟,正式开启了正史史传载文的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传载文,在继承发展中不断创新,《三国志》史传载文关注“切世大事”,极少载录文学性强的诗赋作品,《后汉书》史传载文既重视与现实政治相关的作品,也重视文学性强的诗赋类作品,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史传载文亦文亦史的价值和作用,《宋书》《南齐书》《魏书》的史传载文则体现出繁富与浩瀚的特点,同时,也有追求文辞骈俪的倾向.
[关键词]唐前正史；史传；载文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6-0100-05
唐前成书的七部正史中,史传载文颇为壮观,①《史记》112篇史传载文236篇,载文体类30种,《汉书》92篇史传载文971篇,载文体类43种,《三国志》65篇史传载文608篇,载文体类35种,《后汉书》100篇史传载文758篇,载文体类45种,《宋书》70篇史传载文719篇,载文体类48种,《南齐书》48篇史传载文483篇,载文体类35种,《魏书》110篇史传载文1 027篇,载文体类56种,综观唐前正史史传载文,分布广泛,体类丰富,数量众多,成为漫漫史海中别具特色的风景.对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演变轨迹进行考察,可知两汉时期成书的《史记》《汉书》的载文代表了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开创与成熟,普遍化规模化的载文模式,也为后来者创造了范例,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书的五部正史的史传载文,继承此前《史记》《汉书》史传载文的传统,同时,各部史书又显示了新的变化.
一、两汉时期：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开创与成熟
唐前正史史传载文开创并成熟于两汉时期,《史记》为开先河之作,开启并基本奠定了以后史传载文的模式,《汉书》对《史记》史传载文进一步发扬光大,将正史史传载文推向成熟,成为后世史传载文最喜欢模仿和学习的范例.
（一）《史记》史传载文的开创
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普遍化、系统化的载文模式.《史记》史传载文甚为普遍,所载之文,来自形形色色的人物,载文的文体、类型、篇幅、风格等,也缤纷多彩,载文的普遍化基于传人的普遍化.《史记》史传文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为主角,重心在人,相较于先秦历史散文,《史记》将史传人物的选择和书写范围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并突破了性别、民族等限制,真正从历史实际出发,《史记》中的人物,人格风韵、性格气质等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传人的普遍化为载文的普遍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史记》史传载文的系统化也是其一大创新和特点.司马迁匠心独运,本纪、世家、列传各具特色,形成《史记》人物传记风格独特而结构稳定的体系,凸显系统化的特色.《史记》史传载文,更多是在大的体系下,载录传中人物（这里主要为传主,当然也包括非传主）符合所属体例的功能特点的作品,比如,汉高祖刘邦本人的传记《高祖本纪》中,载有刘邦《大风歌》,而其《鸿鹄歌》则不载于本纪体例,而是通过互见法见于《留侯世家》,就是很突出的例子,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对体例的适应反过来又适应了《史记》的“互见法”.《史记》传人的系统化也必然为载文的系统化提供前提、基础,并产生重要影响.
司马迁重视文学家、文学作品,他在《史记》中首次为文学家立传,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立传、也为与屈原同样遭受排挤、怀才不遇的汉初文学家贾谊立传,并载录有屈原的《怀沙之赋》、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二人都有极高的文学才华,却都郁郁不得志,司马迁赞赏其才华,褒扬其为人,推崇其作品,对其因忠被贬的遭遇颇感不平,司马迁对这两位伟大而不幸的文学家及其作品满含深情,“太史公曰”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等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p.2503）司马迁也非常重视当时的流行文学样式——汉大赋,司马相如的赋作则为汉大赋的代表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为西汉文学家的杰出代表、卓越的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立传,并载录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难蜀父老赋》《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喻巴蜀檄》《上书谏猎》,一篇史传文,载录作品之众,载文所占传记全文篇幅之多,令人惊叹,司马迁对文学家及其作品的重视,可见一斑.
司马迁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以及《史记》这部浪漫、雄奇的鸿篇巨制中普遍化、系统化的载文,显示了司马迁“文学意识的朦胧觉醒” [2]（p.499） ,文学从不自觉走向前自觉,司马迁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而向后又预示了文学的自觉时代.
《史记》不但重视文学家、文学作品进而因人载文立传,而且有时甚至会因为作品的“文辞可观”而因文立传,例如,司马迁撰写《三王世家》的缘由正是在于“三子之王,文辞可观” [1]（p.3312） ,司马迁将策封三王的策书全部载录,足可见“文辞可观”在司马迁看来何其重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三篇策文,太史公可能不会将三王列入世家了,因为“太史公曰”中明确指出：“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 [1]（p.2114）又如,邹阳的传记中载录有《狱中上梁王书》,这篇载文占去了邹阳传记的大部分篇幅,“太史公曰”中云：“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1]（p.2479）关于邹阳传记,茅坤在《史记抄》中说：“邹阳本不足传,太史公特爱其文辞,故采入为传.”[3]（p.334）可见太史公对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重视和欣赏.
《史记》史传文载文数量多,类型丰富,风格各异,普遍化、系统化的载文,却并未造成丝毫的繁冗之感,虽大量载文,但《史记》显得简洁、精炼、恰到好处.《史记》记载的历史时段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有三千多年,如此浩瀚、丰富的历史长河被司马迁的生花妙笔提炼、凝聚成“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1]（p.3319） .明人何良俊将《史记》的简洁、精练推崇到极致：“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其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等”[4]（pp.139-140） .从《史记》的选材、叙事、传人、语言、行文等方面看,均体现出尚简洁、尚精练的特征,《史记》史传文丰富而广泛的载文,整体给人以合宜而恰到好处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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