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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气候变化已成为备受瞩目的全球议题.然而,多数论者主要从自然灾害的层面评估气候变化的后果,并未从人类命运的视角展开充分讨论.这也使得公众普遍对于气候变化缺少足够的危机意识.
新近出版的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犯罪学教授阿尔瓦雷斯（Alex Alvarez）的《不稳定的基础：气候变化、冲突和族群清洗》（Unstable Ground： Climate change, Conflict, and Genocide）一书,是一部探讨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灾难性冲击的开创之作.书中指出,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资源匮乏和资源争夺,将触发频繁而剧烈的冲突、战争和族群清洗,这是许多地区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实.
当今语境中的所谓气候变化,主要指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全球变暖现象.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使用矿石燃料,导致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量剧增.如果未来地球的平均气温再上升4摄氏度,将导致全球一半的耕地荒废,彻底摧毁人类的粮食供应.就当前而言,全球变暖的直接恶果是改变了大气层的环流规律,从而改变降雨分布,导致部分地区洪涝频发,而另一些地区则陷于持久干旱.洪涝的危害不容小觑,而持久干旱所引发的水资源匮乏则更会动摇人类社会的生存基础.
阿尔瓦雷斯详细分析了21世纪发生的两大和水资源匮乏有关的重大冲突事件：一是始于2003年、至今尚未消弭的达尔富尔危机,二是从2011年持续至今、不断升级的叙利亚危机.
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处于沙漠和草原过渡地带,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历史上其北部居住着游牧的阿拉伯部落,南部则居住着从事农耕的黑人土著.1998年以来,长年旱灾使得达尔富尔北部草原大幅沙化,阿拉伯游牧部落陆续迁入南部寻找草场和水源,和黑人农耕土著的关系急剧恶化.由于苏丹政府一向由其国内的阿拉伯族群所掌控,故而在冲突中偏袒南迁的游牧部落.从2003年开始,以黑人民兵为一方,政府军和游牧部落民兵为另一方爆发冲突,黑人民兵起初取得了若干胜利,但游牧部落民兵随后凭借精良的装备占据优势,大开杀戒.迄今该地区已有约60万人被杀,266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将达尔富尔冲突称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将其定性为“族群清洗”.
叙利亚危机是指分属不同宗教派别的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从2011年开始的内战,不仅中东各国和美国、俄罗斯等相继介入角力,而且直接导致了恐怖组织ISIS的崛起.在这场危机中迄今已有40多万人被杀,近千万人流离失所.
联合国报告称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均犯下了族群清洗的战争罪行.气候变化是导致这场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2006年到2011年的持续干旱,造成叙利亚主要粮食作物小麦减产47%,大麦减产67%,牲畜存栏数从2100万头减少到1500万头,这对于一个有四成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国家来说是致命的.政府不但未能为民众纾困,反而贪腐丛生.2011年,在遍及邻国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影响下,反对派发起 活动,旋即和政府的 队对抗,冲突遂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打开諸神送给她的密封盒子,释放出了种种祸患.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其实正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释放出人类自身的群体暴力.这些群体暴力主要是针对长期遭受偏见的少数族群,不但会导致骚乱、屠杀和战争,而且很有可能引发将特定宗教、民族、种族或国籍的群体屠戮殆尽的族群清洗.
身为犯罪学教授的阿尔瓦雷斯将人类社会的群体暴力根据其主导原因分为三大类型：政局主导、意识形态主导和心理主导,他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群体暴力和气候变化的叠加效应.
先看政局主导的群体暴力,它主要是国家治理失败的产物.在当今世界,南苏丹、索马里、中非共和国和苏丹是4个治理最为失败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刚果 共和国、乍得、也门、叙利亚、阿富汗、几内亚、海地、伊拉克、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和津巴布韦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许多地区,政府权力处于真空状态,公共管理缺位,为各种军阀、革命运动、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恐怖组织的崛起铺平了道路,群体暴力接踵而至.
政局主导的群体暴力固然可怕,然而导致族群清洗的关键因素还是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精英主要出身于某一特定族群,而且该国的意识形态具有族群上的排他性时,其治理失败易于引发族群清洗.相反,一个具有族群包容性的国家即使治理失败,动荡不安,也不大可能引发族群清洗.
在前述两个例子中,苏丹不仅自从独立以来一直由阿拉伯人掌控国家机器,而且一直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多方压制国内黑人土著的权利.叙利亚则长期处于阿拉维派和逊尼派的教派冲突状态,阿萨德政权属于占人口12%的阿拉维派,这一教派在历史上长期被逊尼派压制,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大批从军,在叙利亚独立以后通过掌控军权而掌控政权,长期通过冻结民众基本权利的“紧急状态法”治理国家.两个国家的内战最终都走向了族群清洗.
另一个较早的例子是1990年代的卢旺达大屠杀.从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100天内,卢旺达的胡图族对图西族实施族群清洗,导致该国700万人口中约有50万至100万人被 杀.
事实上,胡图族和图西族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十分相近,其差异主要来自比利时殖民时期的强行划分,个子高鼻子窄肤色浅者被界定为图西族,反之则被界定为胡图族,殖民者将图西族扶植为统治阶级.卢旺达独立以后,胡图族执掌政权,展开报复,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一再宣称历史上图西族是压迫者,胡图族是被压迫者,尤其是反复强调图西族内心深处仍然希望奴役胡图族,因此胡图族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来镇压图西族的反抗.1989年以后,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持续干旱,加之滥伐森林造成河流枯竭,卢旺达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族群矛盾恶化.扭曲的意识形态打开了族群清洗的地狱之门,那些支持和平的胡图族人也因被施暴者视为叛徒而惨遭杀害.
阿尔瓦雷斯对此指出,“意识形态能够强烈地塑造人的认识能力,以至于让那些参加族群清洗和其他形式的群体暴力的人们认可其残暴行为道德上的必要性.具有嘲讽意味的是,那些族群清洗的肇事者仍旧将自己定义为善良、道德和爱国的公民等危险的意识形态还经常强调历史上的受害经验,以此有效地强化和延续一种曾经被侮辱过的群体身份,从而对族群清洗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提供了一份预先准备好的辩护理由.这就是所谓‘被选择的创伤’,借此建立的群体身份能够用来将当下的迫害和暴力正当化.”换言之,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族群清洗的主导因素已经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作祟,而是源自心理层面、甚至是潜意识最深层的“恶”.
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当前的公众舆论主要是将气候变化当成自然灾害问题,鲜有从人类命运的视角来洞察这一议题的纵深.然而,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灾难性冲击,并不能简化为海平面升高多少、降雨量改变多少等可以量化的科学问题.气候变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人类社会在日益加剧的资源争夺中释放各种“自作孽”的恶端,才是其最直接、最致命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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