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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某天,一位姓李的日本华侨来到台湾大学国文系拜访台静农先生,希望一仰他的风采.没有见着,这位华侨觉得很遗憾,他对台静农的学生、当时同在系里执教的柯庆明说：“台静农先生了不起,五四时代的大作家,小说很精彩”.柯庆明大吃一惊,自己只知道老师学识渊博,画画得不错,其所作梅花得到过张大千的夸奖,书法上广泛涉猎金文、刻石、碑版和各名家墨迹,篆、隶、草、行、楷无体不精,求字者络绎不绝,晚年甚至不得不发启事谢客,却从来不知道台老师还是小说家,后来他辗转借到了其时仍是禁书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读到了鲁迅先生所选的台先生的四篇小说,不禁对台先生肃然起敬.
自然,当时的柯庆明对老师的了解还远未深入.
台静农1902年11月23日出生于安徽省霍丘县叶家集镇,先就读于镇上的明强小学,后来又到湖北汉口中学念书.台静农很早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兴趣,中学时创作了第一首新诗《宝刀》,发表在1922年1月23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当时他只有20岁.1922年9月,台静农中学尚未毕业,因为受到新文学的感召,进入当时名师荟萃的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1923年5月,又转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半工半读.在此期间,继续创作诗歌、小说等作品.
早在北大旁听时,台静农就聆听过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苦闷的象征》等课程,鲁迅講课虽有比较浓重的绍兴口音,不是特别好懂,但其眼光的独到、思想的深刻犀利、语言的生动形象,却是一般老师不具备的.1925年4月27日,经小学同学也是鲁迅学生的张目寒介绍,台静农拜访了鲁迅.
此事在《鲁迅日记》亦有记载：“晚,钦文来,并赠小说集10本.夜目寒、静农来,即以钦文小说各一本赠之.”此后两人关系日渐亲密.据蔡登山先生统计,从1925年4月开始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两人的交往多达109次,除了直接交往,分离时两人也是书信不断,台静农写给鲁迅的信件一共有74封,鲁迅给台静农的信件有69封,他们的信有问候近况的,也有赠送书物或请托办事的.鲁迅临终前的第3天,还在给台静农写信,将他所编的刚刚出版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赠送给台静农.
或许是从台静农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吧,鲁迅有意提携他.1925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台静农与韦素园、李霁野等几个人在鲁迅先生处聊天,说起译稿出版的困难,计划筹集资金出版四次半月刊和一本书,估计急需六百元.在鲁迅的主持下,大家议定台静农等五人各出五十元,剩下的三百五十元由鲁迅一人承担.当时他们只是议定了卖了前书、再印后面的稿子,既没有立章程,也没有讨论清楚是否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出版机构,只是后来对外宣传需要一个名字,才以已出的丛书命名,叫它“未名社”.
“未名社”除了翻译介绍国外文艺思潮和世界经典名著,还出版了六部原创文学作品,这六部书里,台静农一个人就占了两部,那就是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和《建塔者》.要知道,当时的鲁迅已是在社会上非常著名的作家,早已出过《呐喊》等深具影响力的作品集,他想出书,比一般年轻人容易得多,何况未名社还要投那么多钱,倘若不是为了帮助台静农等年轻人,他完全用不着这样做.
此外,鲁迅还竭尽所能地指导、推荐台静农的创作.比如他不止一次地在书信中教导台静农,要学会从熟悉的生活里寻找题材和主题,必须广泛阅读外国优秀的短篇小说.鲁迅也多次为台静农修改文稿,并推荐到《语丝》等报刊发表,台静农第一篇小说《懊悔》就是鲁迅审看之后发表的.1928年2月24日,鲁迅在一封信中指出台静农的短篇小说《蟪蛄》标题不好,建议他修改,后来台静农将其改成了《蚯蚓们》.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有了鲁迅这样的中国白话文学的顶尖高手不厌其烦地传帮带,台静农的写作水平自然像火箭一样飞升,短短时间,接连发表了十多篇小说.他的作品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病态,对底层民众的不幸寄予深深的同情.看到台静农长进如此之快,鲁迅特别开心.他认为在作家们“争写著恋爱的悲歌、都会的阴暗之际”,台静农却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实在难能可贵.得知台静农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即将出版,鲁迅写信说：“小说要出,很好,可寄上海北新李小峰收转.”他还向读者推荐说：“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等总还是优秀之作.”1935年,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委托鲁迅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二集》,此书一共只收录了33位作家的59篇作品,仅台静农一人,鲁迅就选了四篇,它们分别是：《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与鲁迅选入的自己作品的数目一样,他对台静家的欣赏与托举不言而喻.
然而,世事往往有着戏剧性的一面.1946年,台静农受许寿裳之邀赴台,先任台湾编译馆编纂,后执教于台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72年退休,仍任辅仁大学、东吴大学讲座教授,从事教学和写作.赴台后,曾经光芒四射的台静农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他似乎患了失忆症,对自己的前尘往事忘得一干二净.他从不向人说起自己曾十二分虔诚地师事鲁迅,鲁迅也将其视为最放心的挚友；他也从来不愿提及自己的小说当年获得过怎样的声誉,以及因为批评现实,曾经坐过三次牢房等等.
他对学生极其关心,学生也跟他关系很好,可以随时去他的书斋聊天,在文学、历史、戏剧等领域,他都能给他们良好的指导,然而,只要一触及政治与现实,“台先生便闭口不谈”.当然,偶尔他也会流露出某些旁人未必注意到的情绪：“时代真是变了.从前写小说还得住监牢,现在写小说,可以得到大笔奖金！”但点到即止,决不深谈.他的书斋名“歇脚斋”,他曾说：“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已等抗战以来,到处为家,暂时居处,便有歇脚之感”.表面上是说自己在生活上需要适当停留,其实何尝不是说,要在政治上隐藏自己,歇一歇脚,过几天安宁日子呢?
有人说：台静农歇脚斋里的思想隐居是激情消退的产物,毕竟入台的时候,他已是46岁的中年人了,什么样的路都走过,什么样的风浪都见过,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决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前面说过,台静农是由许寿裳先生邀请入台的,1948年,许寿裳先生由于在台湾大力宣传鲁迅,被国民党特务*.许寿裳的遇难使包括台静农在内的台湾文化人受惊不小.
台静农晚年写过《记波外翁》一文,其中谈到当年陪乔大壮赴许寿裳灵前凭吊时,乔大壮“一时流泪不止.再陪他回到宿舍,直到夜半才让我们辞去,他站在大门前,用手电灯照着院中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说这话时,他的神情异样,我们都不禁为之悚然.”有过这样的经历,加上他当时在大陆确实算是个左翼文化人,跟左翼文艺团体有很深的关系,如果不事事小心,万一被人揭了老底,许寿裳的悲剧立即就会在他身上重演.此时的台静农毕竟不只是一个人生活在台湾,其背后还有着妻子和四个儿女.
只是,我在想,一个正直的文化人,在这样一种压抑的气氛中,让自己的思想隐居了半生,他的内心是否有过波澜起伏?在歇脚斋的孤灯下独对斗室,他是否生出过无人理解的寂寞、有话不敢说的无奈?台静农赴台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教唐诗宋词,只以响亮的皖西口音年复一年地讲解屈原的《离骚》《九歌》,对屈原、嵇康、阮籍等狂土一直钦敬不已,或许已隐隐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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