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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说《沉沦》自诞生即争议不断,非议不断.周作人、钱杏等人的批评解读影响深远,但也颇有可争议之处.苏雪林的批评“批评”,得之重视文本而警惕过度阐释,失之机械庸俗攻击作家.郁达夫本人说法,亦多自相矛盾.从文本探析来看,《沉沦》文本中除第三人称“他”的声部,还包含了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的声部；“他”“我”“你”高度紧张、矛盾而嘈杂混响,呈现“他之病”、“我之病”、“你之病”以及同一个主体的病态,此即《沉沦》文本结构的本真和语言形态的事实.
关键词：《沉沦》；文本研究；指代；被指代；自我指代；主体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4-0117-09
《沉沦》的两种争议和文本研究作为第三种思路
在现代文学史上,小说《沉沦》是不容忽略的作品.其一,1921年10月,它和《南迁》、《银灰色的死》结集出版,标志着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的诞生.其二,它是作家郁达夫的早期作品、成名作品,也是其影响最为深远和最具风格标识的作品之一.现代文学史不能不提郁达夫,提郁达夫则不能不提《沉沦》；即便横向地放在整个的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来说,作家郁达夫和小说《沉沦》,毫无疑问是我们第一批即必须面对的作家和作品.这是文学史的常识.
而同时,《沉沦》也可谓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作品之一.作品诞生之初,即争议之初①.对于这场争议的始末,1934年,苏雪林不无个人立场地记述为：“郁达夫在一九二一年发表小说集《沉沦》,引起上海文艺界剧烈的攻击,当时掌握批评界最高权威的周作人曾特作论文为他辩护,不但从此风平浪静,而且《沉沦》居然成为一本‘受戒的文学’,郁氏亦因此知名.”②郁达夫本人的记述则是：“《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到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③周作人署名“仲密”题作“沉沦”的批评论文,1922年3月26日刊载于《晨报副镌·文艺批评》,影响力显然颇大.
在文中,周氏首先用了近半数的文字篇幅对所谓“不道德的文学”进行了辨析,称“《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 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④即：“这一类文学的发生并不限于时代及境地,乃出于人性的本然,虽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严肃的,虽不是劝善的而也并非诲淫的；所有自然派的小说和颓废派的著作,大抵属于此类.”⑤苏雪林有所微词的“受戒的文学”一语是指：文章结语处周氏有言“我临末要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⑥然则“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和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稀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⑦立足于文学自身的畛域谈论“道德或否”,从接受者的向度谈论文学“诲淫或受戒”,易见周氏的批评无疑比“道德围攻者”更专业,更有说服力,影响力自然会更大.值得注意的是,未附议郁达夫本人在《〈沉沦〉自序》中的观点,“第一篇《沉沦》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等第二篇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周作人认为,“还不如概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⑧相较“受戒文学”一说,周氏所给《沉沦》的“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一评价,影响力事实上还要更大,不仅为其同时代的众多论者接受、承袭,直到现今的一系列主流文学史教材,也仍在广泛地使用这一“标语”及其字面变换语,为《沉沦》及郁达夫早期的文学创作“定调”.
1928年3月,上海春野书店出版《达夫代表作》,钱杏邨撰文《〈达夫代表作〉后序》,是另一篇显著影响了《沉沦》以及郁其他文学作品批评风向的论文.对郁作品的评价,钱氏抛出的基本框架为：“时代病的表现者——性的苦闷和故国的哀愁——社会苦闷和经济苦闷的交流——社会怀疑论的展开——政治苦闷和革命行动的冲激——‘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农民文艺的提创——表现的技巧——作者的性格——技巧的转变和幻灭情绪的余留——时代反映的三部曲.”⑨显见,“时代表现”、“故国哀愁”、“社会苦闷”、“经济苦闷”、“社会怀疑论”、“政治苦闷”、“革命行动”、“方向转换”、“农民文艺”,这些被称作“现实主义”的评价因素大大地增加了,和贯穿批评文本.
钱氏认为,“病态生活的体现,当然是由于作家生活的不健全等其间还有一种更重大的要素,就是心理的不健全.心理的和生理的互为影响,相因而成为不健全的‘现代人’等达夫的病态的成因也是如此.在幼年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父亲,同时也失去了母性的慈爱等长大来,婚姻的不满,生活的不安适,经济的压迫,社会的苦闷,故国的哀愁,呈现在眼前的劳动阶级悲惨生活的实际等使他的忧郁性渐渐扩张到无穷,而不得不在文字上吐露出来,而不得不使他的生活完全的变成病态.”⑩而“回到他的创作来讲.在《沉沦》的前部表现了他的异*的渴求的不能满足,遂陷入性的犯罪的 的一途,把身子弄得异常的空虚,然而他终究是强烈的要求着,所以有在旅馆里窥欲的行为,山坡那边的男女的动作,不能不使他的脸部变为灰白.”{11}——若以钱氏此见,体现于作品中的内容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是同一回事,作品中的人物和作者本人也是同一回事,那么所有“现实”的确认,也就只能从作家个人的生平中去挖取文学的“现实”,同时将文学作品等视为作家本人和其生平亲历的确切“现实”.这种在后来被称作“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式,流毒深远,开了以“解剖作家”代替“剖析作品”的先河.不过,钱氏在《后序》中虽口口声声称郁达夫为“病态的”,甚至直接把《沉沦》中场景说成了作家的亲历,却异于道德批评者的攻击,批评家的深意在于：坐实了这作家作品绝对相关的“现实”性,则最终的目标统统指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在他的创作里,暴露了整个社会的罪恶；在他的创作里,说明了经济制度给予青年的恩赐；在他的创作里,表现了青年和社会抗斗时的屡蹶屡起的精神等青年们徘徊歧路,结果只有像达夫曾经享受过的痛苦的获得,没有快乐,没有自由,也没有幸福等青年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12}至此,比周作人所称的“受戒文学”、“青年的现代的苦闷”更进一步,通过钱杏邨的阐释,《沉沦》等作品具有了“体现”社会、“暴露”社会的性质,并作为镜鉴指示了一条不是“歧路”的“出路”：“革命”.同样的,钱氏论述的这些观点及基本框架,在现今的一些主流文学史教材中仍被因袭沿用或被“修正”地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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