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参和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探析,本论文可用于地区性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地区性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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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机制和区域间合作是联结国家机制和国际机制的纽带.二战后,为了解决欧洲的“德国问题”,欧洲建立了包括经济、军事、合作安全等多层面的地区机制,这些机制从不同层面促进了欧洲社会发展、地区安全和和平.基于德国的历史现实、地缘环境和国家利益, 战后德国积极参和地区性机制建制, 推进欧洲一体化.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德国参和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进行探析:战后德国对国际法的重新认知,联邦德国参和区域、国际组织的内外动因,统一德国的区域机制建制观,德国对国际组织政治议题的推动、欧洲区域机制的变迁.
关键词德国 区域机制建制观 区域治理、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6-0016-22
引言
今年是联邦德国成立60周年和柏林墙倒塌20周年.欧洲历史表明,“德国问题”始终是欧洲人的问题,也是欧洲安全问题.二战后,为了解决欧洲的“德国问题”,欧洲建立了包括经济、军事、合作安全等多层面的地区机制:北约军事机制(安全共同体)、欧安组织(区域合作安全机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些机制从不同层面促进了欧洲的社会发展、地区安全和地区和平.对德国而言,积极参和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建制是为了营造一个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地区和平环境,这一目标主导着德国的对外政策.基于这一认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德国参和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进行探析:战后德国对国际法的重新认知、联邦德国参和区域、国际组织的内外动因,统一后德国的区域机制建制观和德国对国际组织政治议题的推动.
一、战后联邦德国对国际法的重新认知
战后联邦德国对国际法、欧洲法和国内法进行了新认知,并开始回归哲学家康德对“法”的诠释,即“法”所具有的两层含义:一是客观的“法”,二是主观的“法”.这里“主观法”是指法哲学本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客观法”是指具有法律效力和合法性的成文法.“主观法”的嵌入是德国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依法”所犯下的纳粹行为的结果,认识到“客观法”忽略了法的主观内在*价值,并由此带来的战争行为.联邦德国《基本法》就是对二战期间形式法治进行了反思后于1949年5月颁布的,其核心内容是:“法”(Recht)不能只理解为“法律”(Gesetz),它应该包括自然法中的人性尊严和正义等更高阶位的法,是超法律之法.[1] 按照《基本法》的精神,公正原则效力高于法律.“《基本法》以一个高于成文法的有约束力的法律(公正)原则为前提,并将它称为“法中法”(Recht im Recht )[2] 在此基础上人们重新确定了正义标准在人类社会共同生活中的作用.二战后,通过对“主观法”和“客观法”双重性的重新认知,人们转向对超越法律的公正性理解.在这一理念下德国反思国际治理模式和区域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并积极参和地区性和国际性的组织,在这一机制框架下保障主权国家利益和国际和平安全.
从《国际法》角度看,《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以及第51条构成了区域组织和联合国关系的法律基础.宪章强调,区域组织的基本职能是以区域行动来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以主观法和客观法融合为认知基础的德国主流观点认为,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的终极目标,是维持世界和平和地区的和平,这一主观性价值需要在主权国家、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框架下得以保证和实施.纵观二战后欧洲六十年的历史发展和一体化进程,欧共体/欧盟这一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地区安全和地区和平不可缺少的区域性制度保障.基于欧洲区域机制对欧洲发展和欧洲和平的这一重要作用和战后德国自身的发展困境,德国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一开始便积极参和和促进欧洲区域机制建立,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此促进欧洲地区安全,在区域机制内逐渐获取失去的主权国家地位.
二、联邦德国参和区域国际组织内外动因
除对国际法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特有的认知外,促使德国积极参和区域机制和国际机制还存在德国所特有的内外动因.首先,从德国当时所处的国家地位而言,地处中欧的联邦德国,二战后处在完全对立的两大集团之间,其地理位置决定了“中立”不利于德国的国家利益.因此,联邦德国战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认为,在两大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态度是不现实的.所以,他坚决反对联邦德国走中立化道路,认为“如果不愿被碾碎,只能导向一方”[3].基于这一认知,战后联邦德国(西德)的对内对外战略实行了阿登纳的“重返西方、重建家园、重新武装”的 “三重政策”.“重返西方”即指在政治上同英美法三大占领国保持友好关系,“重建家园”的政治和经济外交目标是通过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加以实现,如:《欧洲煤钢共同体》(1952)、《欧洲经济共同体》(1957)、《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57)正式组建,开启了德国和欧洲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合作进程,走出了欧洲联合机制化、制度化最坚实的第一步.
如果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制度建制是为了将导致战争的重要资源煤钢置于德法两国共同参和并在一个较高的层级上联合管理机构之下,那么,德国“重新武装”的外交目标的实现是在1955年加入北约.“德国1945年5月9日投降10年后的同一天,即1955年的5月9日西德加入北约.1955年,不仅对联邦德国,甚至对整个欧洲和世界是一个转折点.”[4] 从联邦德国国内政治来看,“重新武装”是联邦德国恢复德国国家主权和追求国家统一的必要准备.虽然二战的深刻教训及现实使联邦德国在建国初期曾激烈反对重新武装,但联邦德国正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和防范,除了积极参加西方防务体系外,别无选择.另外,阿登纳认为欧洲的未来在于统一,他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德国统一的前提,只有实现一体化才可以消除欧洲大国的猜疑和排挤.[5] 从欧洲联合的外部因素和从区域政治来看,苏联的扩张以及法国和英国在痛苦中意识到它们在全球事务中所受到的美国限制、以及在东亚发生的朝鲜战争,都促成了美国对欧洲安全的保障.另外,在意识形态左右外交政策的背景下,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联邦德国决定重新武装和参加西方防务的催化剂.正是在朝鲜战争引起东西方冷战升级为局部热战后,由于自身所处环境和南朝鲜(韩国)的相似性,迫使联邦德国加快了重新武装和参加西方防务的进程,加入北约并和西方结盟,正如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将军所说的那样,北约成立时的作用和功能在于“留住美国人,赶走俄国人,压住德国人”.北约的成立一举解决了三个欧洲所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的问题,即德国问题、苏联问题和和美国结盟问题.从此,欧洲的“德国问题”在欧洲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解决.冷战时期,对联邦德国而言,安全政策是保障和平的手段,由于德国的地缘环境不佳,处于两大对立阵营的夹缝之中,在欧洲国家中拥有最多的邻国和最为严峻的边界争议.[6] 因此,在联邦德国任何一个党派的安全政策都会受到选民的高度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成败.
阿登纳任期内出台的著名的“哈尔斯坦主义”,即“三不政策”(不承认,不接触,不谈判),指不承认东德政府,不和承认东德政府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60年代末,联邦德国出现了外交政策的调整,改变了阿登纳政府“朝西”的局面,也开始“朝东”.1969年西德社民党战后赢得了第一次大选后,由勃兰特出任总理推出的“新东方政策”取代了“哈尔斯坦主义”的“三不政策”. 勃兰特认识到,进入核对抗时期,在任何重大危机中,联邦德国事实上已不再能期望西方盟国的全力投入,除尽可能避免和缓解对抗性冲突外,已无任何选择.勃兰特感到,不承认存在两个德国的现实和拒绝和“东方”的苏联交往,会使联邦德国继续处于冲突的中心,也无助于德国统一的最终目标.这是他对阿登纳的“哈尔斯坦主义”(三不政策)有效性产生的疑虑和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基本判断.在勃兰特的主导下,社民党的“新东方政策”得到落实,具体表现在:第一,联邦德国承认 德国,但并非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这一承认缓和了两德紧张的局面;第二,承认奥德—尼斯河边界,并在此基础上缓解了和波兰,苏联之间的领土矛盾;第三,放弃发展和拥有核武器;第四,建立欧洲安全体系.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解除了困扰德国多年的安全困境.方法上通过妥协,接触,渗透为未来两德统一,解决“德国统一问题”打下了伏笔.“新东方政策”的结果带来了联邦德国和 德国外交关系的改善.1972年9月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1972年两个德国签署的有关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Grundlagenvertrag),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德国的分裂,因此社民党遭到反对党联盟党的猛烈抨击.事实上,冷战时期两个德国的关系并非德国所能决定,东西方关系的决定因素是美苏关系,是大国推动国际秩序的结果.但“新东方政策”在当时改善了和苏联及东德政府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联邦德国的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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