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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你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一个现象：到处都是“乐龄人士”（新加坡人对60岁以上的老人的尊称）在工作,许多人甚至已经超过70岁了.在中国民众为延迟退休方案而高呼反对的时候,新加坡的退休人士却主动要求政府将退休后的重新受雇退休年龄由65岁延长至67岁.
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新加坡老年人口约100万,在总人口中占比18%,预计至2030年,该国老年人口比例会增至31%.新加坡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家,注定无法仿效西方的“高福利”政策.自力更生,成为新加坡银发族无奈的选择.
养老的压力
乍一看,黄冠英像精明的新加坡老板,即使在9小时轮班结束之后,她的姿态看起来还是无可挑剔,但她却只是个服务员.和黄冠英不同,她在新加坡西海岸美食广场工作的同事们的穿着都很随意,都是短裤和T恤.这些人看起来和黄冠英一样,似乎都超过了工作年龄,有时他们的膝盖会因为疲惫而微微颤抖.
黄冠英已经72岁了,从外表看起来,她似乎非常健康.然而,每天回家后,她必须从膝盖下面拧下她的右腿.急性糖尿病使她失去了一条腿的下半部分,和另一只脚的所有脚趾.她说有些时候假肢就像一块沉重坚硬的石头一样嵌入她的皮肤,每次把它拿下来的时候自己总是如释重负.刚刚装上假肢的时候,她经常抱着这个树樁一样的东西暗暗哭泣.
黄冠英的工作本来可以交给一个更年轻有力的人去做,或者是一个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外国人.但是新加坡政府积极倡导老年人发挥余热.新加坡虽为发达国家,却不走高福利国家的路线.早在建国初期,时任新加坡总理 就认为欧美的高福利政策只会养出一批懒人,这对小国新加坡来说是致命伤.而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也曾多次强调：“新加坡不养懒人.如果你愿意工作,而且肯努力,我们会提供援助.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我们不会帮你.”
早在1955年,新加坡就预料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成立了 公积金局,这是公积金概念在世界上首次出现.它以个人负责为主体,并采取完全积累式财务机制应对养老问题.相较于养老保险的互助共济性,公积金更强调自力更生.在职的每个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都有一个公积金户头CPF（Central Provident Fund）.员工拿出个人月工资的20%,雇主拿出该员工月工资的16%放入CPF.工资上限为5000新币,若月收入多于5000,按5000算百分比.CPF的钱平日只能用于购买住房、医疗.62岁时,可选择将CPF里的钱连本带息全部取出,自由支配.
而且,政府为了避免公民提早透支公积金,还规定每个账户必须存够117000新元（约570000人民币）才可以把钱拿出来.所以,新加坡人年轻时必须努力工作,老了才有足够的钱度过余生.
CPF里的数额是固定不变的,但在高通胀率压力下,生活费节节攀升.这意味着老人们手中的公积金只能眼巴巴地坐等缩水贬值.大多数新加坡人认为公积金里的钱不足以供自己养老.同时,由于需要供养子女读书,外来人口涌入抢占工作资源等多方面原因,使得在新加坡生活的压力和日俱增.
安全感在哪里
晚上10点的时候,在美食广场吃晚饭的人都已经回家了,商店陆续关门,只剩下喝啤酒的人.但黄冠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清洗蔬菜并把它们码放起来,清洁柜台,整理 .如果有人要求喝咖啡或茶,她就要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响应客人的要求.
饮料柜台是最繁忙的食品摊位,新加坡地处热带,人们总是忍不住要喝一杯.黄冠英同时兼任咖啡师和收银员,她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新加坡人的上班时间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长的,平均每年2402小时.而黄冠英每年的上班时间约有3042小时.每月工作28天,可以拿到1600新元（约合7700元人民币）薪水,没有加班费.她工作很努力,因为她害怕自己的房子再次被收走.
最初,黄冠英的工作是一个大学的厨师,每天要站好几个小时,有一天她的脚反复疼痛,她认为只是疲惫过度了,但是医生说这是糖尿病发作,并送她进了手术室,于是她的脚趾被切除.这是几个这样的手术中的第一个,手术之后,她在家里躺了7个月,并且失去了收入来源,银行收走了她的房子.
黄冠英的儿子威廉让她不要这样工作,他觉得她应该在家里看电视.但她却很感激这份工作.工作不仅让她避开了热带下午漫长的空虚,也可以减轻儿子的财政压力,适当运动还可以避免她的腿脚发麻.儿子每月的薪水是2000新元（约合9700元人民币）,略高于黄冠英,但是需要负担房屋贷款和水电费等日常开支.
2012年,新加坡政府推行了“再就业政策”,鼓励公民在62岁的正式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同时给予雇主灵活的选择,让雇主决定是否留下这部分超龄工人及是否给出附加条件.2013年,政府将“最低”再就业年龄定为65岁,2017年则将这一年龄提高到67岁,并且,如果劳资双方同意,还可以提高这一限制.同时,新加坡政府为了让更多的居民找到工作还加强了对外国劳工输入的管制.
再就业政策及其伴随的激励措施增加了老年公民的工作比例.2006年,新加坡5.5%的劳动力年龄在60岁以上；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12%.但是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老年人的工作大多数集中在低收入领域,例如清洁、保安和销售部门.
新加坡没有最低工资,只是将月薪1900新元及以下分类为“低工资工作”.根据新加坡人力部2015年的统计,73%的清洁工和服务员年龄在50岁以上,在工厂机器操作员和装配工中则有66%.年长的工人,如黄冠英这样从事体力劳动的老年人在新加坡越来越常见.
“吝啬的保姆国”
当黄冠英在经历了切除脚趾手术后又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一些精气神又回来了.她用自己的积蓄付了医院的账单,尽管这让她感到心疼.因为劳累,她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她买了质量更好的鞋,同时在饮食上注意避免会加重糖尿病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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