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股东控股特征比较分析,这篇比较分析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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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颇高,普遍存在控股股东且类型多元化,厘清不同类型股东的控股特征是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逻辑前提.本文以实际行权主体为判定依据,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分为三类,并深刻剖析其持股特征,发现：政府控股呈现出政府导向型价值取向、产权主体缺位严重以及行政干预下经营者控制等特征；国有集团控股的特征表现为市场导向型价值取向、产权主体缺位部分缓解以及控股股东与经营者双主体控制；而民营控股则具有金字塔式股权控制、产权主体监督到位、实际控制人主导的家族控制等特征.
关键词政府控股；国有集团控股；民营控股；控股特征
[中图分类号] F27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9-0029-05
一、引 言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颇高,第一大股东凭借股权优势绝对或相对控制公司运作,往往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徐晓东和陈悦,2003；高建明,2004）[1-2].更重要的是,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多元化,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行权动机及勤勉尽责程度大相径庭.探寻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以控股股东为考察基点是逻辑的必然.现有文献多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简单划分为国有控股股东和民营控股股东,忽视了国有股行权主体的异质性,容易引起研究结论的混淆.
借鉴刘芍佳等（2003）[3]的终极产权论观点,承袭Firth et al.（2006）[4]、辛清泉等（2007）[5]的做法,以实际行权主体为判定依据,本文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分为三类（见图1）：第一类是政府部门,包括财政局①、国资委（局）、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国有资产管理（经营）公司等；第二类是国有集团公司,主要是直属和地方所属的国有集团公司或实际上充当集团公司职能的国有控股公司；第三类是自然人或民营企业,以家族企业和类家族企业为代表.之所以将国有资产管理（经营）公司与政府部门归为一类,是因为国有资产管理（经营）公司只是进行股权运作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具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企业存在实质性区别.
二、政府控股的特征分析
(一)政府导向型价值取向
受渐进式改革路径依赖的影响,政府部门兼具社会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刘星和徐光伟,2012）[6].身为社会管理者,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承担社会责任,维持社会稳定以及改善社会福利；身为国有资产所有者,政府部门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简单来讲,政府控股是“全体人民—政府部门—企业经营者”三者之间特殊的双层委托关系.从全体人民到政府部门是从初始委托人到权力中心的行政型委托关系,以国家政权为依托,以颁布法令的形式确立政府部门的权；从政府部门到企业经营者是从权力中心到最终人的资本型委托关系,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结果导致政府控股具有行政型委托与资本型委托的双重属性,同时后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前者的渗透与影响,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行政力量直接作用于被控股公司,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因此,政府控股并非纯粹的经济契约关系,更大程度上属于政治型权责制约关系（李笠农,2001）[7].
政府控股体现出很强的政府导向型价值取向.首先,作为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或多或少地承担了发展经济、提供就业、保证税收等社会目标.尤其是财政分权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企业拥有更多利益,激发了其对辖区内企业施加影响力的渴望（陈信元等,2009）[8].政府部门有能力將社会目标内化到上市公司中,一旦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冲突,政府部门往往会动用行政权力力保社会目标.其次,为追求政绩最大化,政府官员有动机对上市公司实施行政干预.周黎安（2004）[9]指出,政府官员的晋升好似一场锦标赛,辖区GDP增长越快,其得到提拔的可能性越大.作为稀缺资源的上市公司与当地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政府官员为了实现自身政治诉求,有动机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再次,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法》第四章第二十条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能的政府部门对被控股公司高管具有任免和建议任免权,同时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拟任命或建议任命的高管人员进行考察②.政府部门任免高管人员容易引发高管人员行为“准官员化”,即为保住现有职位或实现政治晋升选择更有效地执行政府指令,甚至不惜损害企业利益.
(二)产权主体缺位严重
对政府控股公司而言,国资委（局）、财政局或国有资产管理（经营）公司代表各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成为国有资产公有产权的直接行权代表,但是这些机构并没有改变公有产权性质,产权主体缺位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在传统计划经济向新兴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背景下,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构建过程中,从到地方、从相关政府部门到专业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体制对接并不顺畅,国资委（局）等部门行使出资人职责的权能受到诸多限制.特别是在地方,国资委（局）的组织建设、权力交接尚未完全实现,过去各个管理部门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扯皮现象依然存在,原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惯性地渗透在新的管理体系中.另一方面,国资委（局）等机构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授权成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仍然只是国有资产的人,并非最终的财产所有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国资委（局）等机构拥有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但并不拥有索取及使用收益的合法权利,当然也不承担由控制权的使用而产生的责任（杨水利,2011）[10].因此,它们无法像真正的所有者一样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恰恰相反,在没有硬性约束的情况下,国资委（局）等机构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随时被企业内部人寻租,从而变成风险制造者而不是风险承担者.
(三)行政干预下经营者控制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企业经营决策与控制权由上往下转移,经营者权力不断强化（Fan et al.,2013）[11].然而,国有产权主体缺位使得政府控股缺乏严格的委托人指向人的监督机制,同时政府部门作为直接控股股东的行权效率较低,结果导致经营者掌握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内部人控制成为政府控股公司的治理常态.较之西方现代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政府控股公司的内部人控制更多地体现为行政干预下的经营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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