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无文和不美价值,这篇底层文学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底层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已经很多.过多莫衷一是的纷纷议论对它并非好事,因为底层文学写作已经面临被不断增值的话语泡沫淹没而不知所终的危险.在这场热议中,有一种反感和拒斥底层写作的倾向值得注意.有论者坚持文学的非功利立场,认为“小说承担的应该是它本来应该承担的‘娱乐’和‘美’”,“底层关怀和写作”的倡导是“重新启动左翼文化的陈旧话题”,进而否定其价值[1].有论者认为底层文学及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被一些人所操控,排斥异己,对不同意见者构成危压,因而心怀抵触[2].也有论者指出,底层文学所依恃的是道义的优越,当下对底层文学的倡导,以“政治正确性”压制“文学性”,以“道德标准”取消“艺术标准”和“艺术自律”[3],因此对“底层文学”持不认同态度.
其实以表述底层百姓生活之艰辛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就不被看好.早在唐代,白居易就在感叹表现黎庶之苦的诗歌的时乖运蹇.他曾针对唐代的诗歌写作指出,“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以沉郁顿挫、关注国家时运和民生疾苦著称的“诗圣”其千余首诗只三四十来首是在咏叹民生疾苦,这一比例是多么的微小.即使是这些数量些微的诗作也遭到文坛和上层社会的整体拒斥.白居易对此极为痛切,他说：“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等”但他写民生多艰、关注底层的诗歌写作却遭到来自现实的强大压力：“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口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白居易不禁感慨：“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唐代如此,中国历代文学,特别是文人文学,表达“下人之病苦”的文学同样是薄弱的,亦非文人和有权势者所“喜闻乐见”者.直到上世纪30年代,以状写工农大众苦难不堪的生活及其愤怒乃至反抗的左翼小说才风行一时.由于大多数左翼作家出身农家,有的家庭还十分贫困,如洪灵菲、叶紫等,并有沦落底层、仓皇流亡、生活无着的经历,所以他们在状写工农生活时能充分调动起潜藏的记忆和观察体验,使许多作家能够深入工农生活内部细节,以侵入肌肤的真实再现这个无声的群体悲苦无告的骇人生存风景.又由于这些作家此前大部分都没有许多写作经验,不以职业作家名世,没有深厚的文学修炼,其写作也主要不是出于自我表达,也不是要以惊人的艺术创造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为目的.他们的写作反而能极其质朴和本色,洗尽铅华,无所修饰,只是直接呈现.他们在描述工农的生活事实时,摒弃了文人化的对大众的想象和意义模式.在中国传统的文学里,农村通常是一个山水田园优美、民风纯朴、农人生活安逸闲散的宁静所在,文人在其间寄情山水,闲话桑麻,诗酒自娱,它既是文人现实中逃避俗务的现实乡土,更是文人精神上寻求解脱和释放的精神家园.在这样的传统文学里,文人所创造的一片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场景,更多是文人自我风神和情趣的写照,在本质上是文人从自我精神需要而创构的融会了文人自我生命情调的乡间风景.受鲁迅启示而兴盛起来的五四乡土文学,主要从文人的启蒙立场出发,居高临下地对国民劣根性的东西和乡间陈规陋习痛下针砭.到上世纪 十年代文学里乡村又一次大放异彩.乡村要么被作家设置了太多的文化隐喻和文化符码,如《爸爸爸》《白鹿原》之类.作家按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图解乡土,虚化了在乡土农村生存的农民的现实生活.要么是作家让乡村变成一个野性勃发的原始 肆意流淌的场景,如莫言的《红高粱》、刘恒的《伏羲伏羲》等.要么以描绘风俗画的方式展示乡间的民风民俗或乡野风情,如汪曾祺、贾平凹的许多小说.张炜等作家则把农村及农村代表的生活方式拿来作为抵御现代文明的盾牌,把大地作为人的精神母亲,同样是文人情怀的自我抒发.30年代左翼小说坚定地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要坚决地为工农大众代言,而不是把大众的生存作为素材,让这些素材去服从这些作家的需要或自我表达的愿望,也不想借助对这一题材的书写来成就自己文学上的事业,实现自己的文学野心,放纵自我的艺术创造 .那一群大多没有多少文学修炼但也没有文学的种种成规束缚的年轻小说作家,还没有能力去创构一种生活形态,他们急切地要介入和干涉现实的冲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进行独立审美创造和艺术锤炼的可能.对他们来说,能把自我所体察到的底层民众生活更准确无误地描述出来,就已是大功告成.所以大多数革命小说作品都处处暴露出习作者急于描述清楚的笨重描写,正因为这一点,革命小说作家才能“秉笔直书”,能纪实性地进入工农大众生存现场的本真状态,把笔触伸进底层大众微观的生活现场,触摸底层的深层肌理,呈现出在一个完全不顾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以及他们的生存发展的不义社会,底层灾难性的生存事实.
在我们看来,30年代书写工农大众的左翼小说实际上已构成了对习以为常的文人文学观念的挑战,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无文”和“不美”.“无文”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 “无文”是指30年代左翼小说不以文学通常所注重的文人眼光和文人情趣为中心.一般的文学主要在文人和世界结成的精神关系之内来表达文人对自我生命和世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表达个人生存的意义、价值及自由的精神追求,是在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人意义规范和审美方式中敞开世界的.而状写工农的左翼小说不仅从文人的生活中走出,全部面向底层大众的生存,而且放弃了更高远的文人自我精神探寻的追求.在文人注重个体精神安顿的层次之外,表达对大多数底层民众的生存的现实关怀,直指他们的基本生存事实,放弃了文人“私人生活”和“情感趣味”的表达.另一方面,“无文”主要是指这些小说在表现的手段上是近乎纪实、实录的,没有更丰富的文学表现手法和表现方式的创造,不够有文采,不追求精致文雅的描绘,也不使用夸张、变形、隐喻等文人的修辞.“不美”主要指30年 工农的革命小说呈现的内容是广大底层民众粗糙、艰辛、灾难性的生存现实,讲述这些人日常生活状态的滞重、困苦,在生命的绝处像卑微的动物一样挣命,它以其坚硬拒绝或阻断了读者美好想象的可能.这些作品背后也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维度,并不想将民众无声的愁苦生活引向“存在之维”,它表现的生活内容板滞、灰暗、沉重,不可能给人崇高或惨烈的美感.所以这些小说表达上无文人的笔墨之趣,作者在“怎么写”上也没有太多地用心,没有当代许多作家要用写作满足自己不恰当的文学野心的冲动,所以这些小说在表达上并不能给人快感和审美愉悦,没有可资赏叹的精妙手腕,可以让人深长回味的精神内涵.描写工农的革命小说正因其“无文”和“不美”,使它们排斥了文人的情趣和思想对它们所叙述的底层民众生存事实的主观侵入和意义附加,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不义社会民众的基本生存现实,使这一事实得以裸露出来,从黑暗中浮出水面.维·什克罗夫斯基认为艺术的存在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受,为了感受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4].这些左翼小说,以拒绝文人在表现这方面内容方面形成的意义成规和审美规范的姿态,恢复了广大底层真正的生活事实,真正“使石头成为石头”,打破了职业文学者对文学的审美期待和美学理解,以秉笔直书的方式窒息了我们对文学通常的审美期待,直抵底层真实、毫无诗意的现实苦难,逼迫人们直面这群人生活的愁苦和无意义,直达他们本真的生存经验部分.左翼小说实际上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既有文人文学的“新的美学原则”,虽然还不是很成熟,但以其素朴的真实显示其在表达底层工农坚硬的生活现实的有效性,显示出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坚实的力量,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悲苦、天聋地哑的群体就从这些文字中被勾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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