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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系论文参考文献：
主持人语吴义勤
主持人语：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近70年的发展历程.但对这近70年文学的评价一直存在巨大的分歧,“极端的否定”和“极端的肯定”常常让我们看不到当代文学的真相,而“厚古薄今”、“厚远薄近”的倾向某种意义上更是成了影响当代文学评判的根本困扰.
当代有没有经典?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很多人认为,经典是过去时的,和当代无关的.理由很多,比如说,当代作品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没有必要的审视距离等等.但是,当代人如何跟经典发生关系呢?只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吗?如果当代有经典的话,难道它只和后代人发生关系,反而不和同代人产生精神联系?更何况,文学经典的产生有着特殊性,即它不是一个“标签”.它一定是在阅读的意义上才会产生意义和价值的.经典不是自动生成和自动呈现的,它是在阅读中被发现、被阐释、被命名的.所以,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回答”有没有经典”的问题而是要进行“经典化”的工作,也就是对当代作品的阅读、阐释、评判、筛选工作.只有在这个过程中,“经典”才可能浮现,才可能对当代人产生精神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人申报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组论文就是本课题组在这一领域的前期研究成果,我们希望抛砖引玉,以引起各方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重视.
什么是经典?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在重读’而不是‘我在读’的书.”荷兰学者佛克马归纳了它的三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即“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考系的作用”；第二种涵义是强调经典在文化主流圈的影响,“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而“只有知名的作家才可以因比较或解释而被提及”；第三种涵义是从霍兰德的读者反应批评出发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在人们的印象中,经典往往是同典范、权威、原创、超越、恒久联系在一起的,是《红楼梦》、《哈姆雷特》等古典艺术杰作.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文学经典的生成说到底是一场关于合法性的斗争,包括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经典以及文学经典由谁来遴选和确定等.因为新时期文学的“当代性”和经典通常需要时间检验的“历史性”之间存在差异和分歧,所以围绕它的典型论争往往是新时期文学有经典吗,谁有命名新时期文学经典的权力等.不过,抛开一些永远也辨不清的纯理论问题,从经典的开放式构成和经典标准的流动性、多元性出发,我们说新时期文学当然也有自己的经典谱系,只是在不同的经典参照系统之下有着不同的经典作品以及不同的文学“经典化”方式而已.
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文学经典
佛克马和蚁布思认为中国文学经典的形成,往往和1919、1949、1976、1978年这样一些特殊的年份相关,因为在他们身上包含了文学经典的剧烈变动和文学秩序的重大调整,“政治制度的变化——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那些监督和认可经典的机构,因而也改变了经典的内部构成.”的确,文学经典是“经典化(canonization)”和“经典性(canonicity)”的结合,如果说“经典性”着重考察的是作品美学质量的衡量,是相对静态的作品内部文学性要素的话,“经典化”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遴选、确立、巩固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力的过程,时代和文化语境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而政治制度的变动所引起的经典变迁,便鲜明体现了政治权力对经典生成的强力影响.对于新时期文学而言,粉碎“ ”、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重大政治事件,迅速终止了当代文学史上一些曾经的经典——“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而开启了新一轮的经典生成和传播.
这一轮的意识形态变迁所打造的第一部文学经典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尽管这篇小说的主题意旨、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仍留有路线斗争的痕迹,语言、结构、叙述等形式要素,包括其大段大段马列主义、 思想的语录式表达,现在看来距离精致、永恒、超越等似乎相去甚远,但它被冠之以“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出现在迄今为止的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教材中,在大学讲台上每每被讲解新时期文学的教师提及,抑或大讲特讲,却表明它本身已经在这一次次摹写和提及中被教育体制“经典化”了.有人说文学经典化的竞争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尤其是权威话语的垄断,而教授、职业批评家、学院、教科书等拥有权威身份的个人或机构则是传统上最重要的“经典裁决者”.当然,这些“经典裁决者”在判定《班主任》这样一部作品时,或许大多会为其贴上“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文学史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标签,但这并不妨碍它在让人耳熟能详的过程中的被经典化本身.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文学经典的生成和传播大抵均是如此,比如大约同时代的《伤痕》、《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就是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剧烈的意识形态变更,因为融进了中国社会当时轰轰烈烈的粉碎“ ”流毒、拨乱反正的政治思潮中,而被永远地铭刻进了新时期文学的经典谱系之中.
的确,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文学经典总是和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次政治变革或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往往都会伴随着一部或几部文学经典的出现.比如迎合了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的《乡场上》、《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花园街5号》等,便是新时期文学史中“改革小说”章节绕不过去的篇目.而随着改革进程的进一步加深,国有企业改革的曲折和艰难、工人下岗、官场腐败、乡村凋敝等新的社会问题又催生了《大厂》、《分享艰难》、《年前年后》等“现实主义冲击波”在9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当然,大学讲坛提及、文学史撰述只是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文学经典生成的一种方式而已,在它不断延展的话语谱系中,主流期刊和出版的隆重推出、主流人物在主流报刊的主流评论,尤其是和国家政府的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的主流文学奖掖制度,同样是主流文学经典生成的重要保证,而这一点越是晚近表现得越明显.比如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那些入选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国庆50周年献礼书”等重要政府奖项的作品(如周梅森的《中国制造》、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张平的《抉择》等)在获得一系列政治荣誉的同时,也确实有被不管是国家政府,还是普通大众不断阅读、熟知、谈论的“经典化”趋向.因为获得政府重要奖项的作品也自然会获得传媒系统的大力免费宣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商业炒作力求达到的效果,他们的作品销售量(最鲜明体现大众阅读次数的指标)自然也高.以柳建伟的获奖作品《突出重围》为例,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时代三部曲”(包括《北方的城郭》、《突出重围》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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