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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以李宏龄为首的革新派没有决策权,票号改革计划只能被束之高阁.
“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甚至清政府的财政金库罄尽,也要依靠山西票号的资助.但是,在清末,国内时局陡变之际,山西票号却因循守旧,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改革的良机.
称雄一个多世纪的票号,在辛亥革命后基本衰败.这与时势相关,也与其代表人物密切相连.山西票号既拥有审时度势、不断开拓进取的革新派,也有墨守成规、不察时势的守旧势力.
190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票号改组银行活动,前后一年时间,把大部分基层力量发动起来,但是因为以李宏龄为首的革新派没有决策权,最终失败.
此后,传统的票号一批接一批的被清理、关闭,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时局陡变
在历史上,票号资本比传统的账局、钱庄雄厚,所以一直没有遇到强劲的竞争对手.彼时晋商的票庄总号均设在晋中,而分支派别遍布全国,形成极有系统的商业金融集团,几乎垄断了国内金融业,长达一个多世纪.
但是,到了清末,国内时局陡变,票号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首先,国内银行兴起,同行竞争加剧.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1911年国内一共有官办银行、各省官钱局、商办银行17家,他们所拥有的资金虽各不相同,但都以汇兑为主要业务,而且官方金融机构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和优惠政策,这便使票号业务受到影响.
如大理寺少卿盛宣怀曾恳求清政府“敕下户部通行各省关,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有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有汇解”.
其实,清政府组织成立户部银行时,曾经邀请山西票号入股,甚至一度邀请票号掌柜组织银行.无奈山西票号总号主持人,大多偏居平遥,墨守成规,不愿入股,甚至亦不准分庄派员参加,以致坐失良机.后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也导致了后来江浙财团的兴起.
户部银行成立后,利用清政府的特权,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户部银行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库伦、恰克图、张家口、烟台、青岛、营口、奉天等地都设有分号.1909年,清政府批准,凡设有户部银行分支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
据统计,1906年传统票号赖以生存的公款汇兑额达2250余万银两,其后逐渐下降,到1911年只剩下530万银两,几乎减少四分之三以上.
此外,户部等银行因为资本远远超过全体票号资本,又加上清政府授予发行银行券和*国库、藩库的职能,享有种种特权,即便遇到倒账,凭借权利可以全数收回,而票号的坏账回收率不足一半.
其次,外国在华银行也极力排挤中国票号,争夺汇兑业务.
五口通商后,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外国洋行与外资银行纷至沓来.1843 年上海开埠后,票号、钱庄、外资银行更是呈鼎足之势.
早前,外国洋行要采买中国内地土特产品,必依靠票号在全国的汇兑网络.因此,票号与外国银行常发生一些业务往来.有时票号也将闲余钱款存放外国银行.
但到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年汇兑额10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占一半,中国银行经办的约占30%,而传统票号经办的只占20%.
在中外银行的围攻之下,票号无所适从,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金融市场的大权一步一步地被银行夺走,票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力促改革
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李宏龄为首的分号经理,鉴于票号大势已去,认定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所以他们联合在北京的祁、太、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为银行,从而维持山西票号在国内金融界的一席之地,挽救生计.
在此次改革运动中,李宏龄是代表人物.
李宏龄,自幼好学,因为家道中落,弃儒从商.在16岁时,他进入山西票号蔚丰厚做事,是一位行家里手.
李宏龄在进入蔚丰厚后,深得总经理器重,由小伙计渐渐成为业务骨干,进而被派到分号任副经理,随之又升任分号经理.
因为李宏龄轮番主持北京、天津、汉口、上海等重要城市的分号,目睹耳闻,时局多变,商战激烈,他强烈感觉到票号必须顺应形势改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与此同时,山西票号的东家和掌柜仍固守山西,足不出城,决策往往与多变的时势相背离.譬如,随着国内电报事业的发展,为适应客户汇款快捷的要求,光绪十五年（1889年）前后,各票号相继开办了电报汇兑业务.
可是,蔚丰厚票号的总经理们在试办电汇一年以后,又命令各分号停办电汇.之所以逆潮流而行,在于东家认为“所得汇费寥寥,而关乎厉害深大”.所谓的“关乎厉害甚大”是唯恐假电报发生损失而已,不过是庸人自扰.
此次,在银行的步步紧逼之下,山西票号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李宏龄的改革计划不失为挽救山西票号的良方.
北京各票号在李宏龄的带头下,联名致函总号,陈述改组银行的必要.同时,李宏龄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该计划主要囊括以下几点：
每家各出资本银三到五万两,作为有限公司；集股本500万两,每股100两,每月4厘行息；银行应名为晋省汇丰银行,悉尊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公举熟习商情、声望素孚之人充银行经理.已商请渠氏出任经理,渠氏甚为欣允；银行成立后,除内地繁盛各处均设分庄外,可渐推及各国商埠,以保本国利权.
票号出现在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带有或者保存一定的封建主义精神.票号的家长式管理就是其中之一,传统的票号一切决策权归总经理.
由李宏龄发动的这一票号改革计划,遭到了总号守旧者的极力反对.当时,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虽有 20余家,但以平遥侯氏的“五连号”（即蔚泰厚、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天成亨）势力为大,在“五连号”中又以蔚泰厚票号势力最大,故蔚泰厚票号总号经理毛鸿翰在各票号中很有影响.
但毛鸿翰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任蔚泰厚总號经理以来,长期住在平遥县城,对于外界一切大事,漠然不知,加之已经年逾七旬,思想保守.其首要考虑的仅为维持票号的现状,再加上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李宏龄的票号改革计划只能被束之高阁.
山西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的时机,也稍纵即逝.驰骋明清金融界数百年的山西票号不久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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