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道和治道,本文关于道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道论文参考文献：
新近一期的《经济导刊》刊载了王绍光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召开的法意读书会上的发言.其论题主要围绕他的新著《中国·政道》和《中国·治道》而展开.
王绍光说,《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道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作“政体思维”.政体思维其实是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时常用的思维方式.
柏拉图的《理想国》,它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到启蒙时代,在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要么叫作君主制,要么叫作专制,要么叫作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这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而且形式还决定了结果,即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王绍光回顾了自己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的经历.在那里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体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王绍光说,自己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
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叫作“威权体制”；蒋介石的时候也是“威权体制”；*的时候还是“威权体制”；*时期到今天也是如此,都被戴上了相同的帽子,但中国现在体制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西方学者发现,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于是给帽子加一点“花边”,叫作“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已在这个帽子下加了二十多个“花边”.“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很明显.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将其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但思维方式与西方不同.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吕思勉1929 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而我们没有,那肯定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却对不上.他曾经说,从1902 年到1916 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实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梁启超比较清醒,慢慢认清并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王绍光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可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非常小.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40 户,就算一户十口人,也就五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子,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三千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国,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
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作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以后的统治者、思想家,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所以说中国古代不只是思想家,皇帝也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
王绍光说,今天很多人用西式的政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比如*和黄炎培在延安谈论*,*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这就是他理想的*制.他从来没有讲*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是想把这方面的思路理顺,然后用它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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