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议程设置中行动者和行动策略,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议程设置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议程设置论文参考文献：
收稿日期：20110907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十二五’时期广东面临的形势和发展战略研究”（GD10TW01）,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运作模式、绩效测量和风险防范——以广州市为例”.
作者简介：吴月（1983-）,女,湖北武汉人,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
摘 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参和公共政策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G市P区垃圾焚烧项目为例,分析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环节中的行动者和行动策略,可知从政策议程设置中探索扩大政治参和,容纳不同利益主体,打破封闭的政策环境,推动政策议程的 化的方式,无疑会对解决中国当前各种公共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策议程；行动者；行动策略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2－0078－06
一、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不断实现新的跨越,然而,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变却很小,即我国的政治环境一直处于威权体制的笼罩之下.在这一背景之下,社会性和多元化的政治输入通道的相对匮乏,导致公共政策更多地表现为权力精英为民做主[1]（p.283）.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社会利益也不断出现分化,利益取向迥异的社会群体开始逐渐形成,同时他们也正在努力寻找影响公共决策的基本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各群体开展利益表达的互动性公共空间逐步形成,参和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基本技巧和效能也得以进一步提升,原有的公共官僚机构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般而言,公共政策过程包括政策议程、决策、执行以及评估四大环节,议程设置是其中的首要环节.正如托马斯·戴伊所述：“决定哪些问题将成为政策问题甚至于比决定哪些将成为解决方案还要重要.”[2]（p.32）由于政府面对的公共问题多种多样,然而,只有少数问题能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被列入政策议程中去.因此,科学地选择合适的政策问题并列入议程,是进行科学 决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3]（p.79）.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人们常常会广泛地利用大众传媒,通过宣传使更多的人关注那些相对不熟悉或不受支持的议题,以迫使决策机构采取某些行动[4](p.122).一旦公共政策进入政策形成的其余阶段,专家和政府就会取代公众的地位而成为政策形成的主导者,公民参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会逐渐减少[5](p.74).据此可以认为,公民参和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最直接且最显著的环节就是议程设置阶段.
但是,现有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理论范式比较多地是从即时的角度对政策议程的创建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这种分析模式缺少对历史角度的观察,因此难以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利益群体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所起的作用[6].为此,笔者试图以G市P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参和观察、深度访谈和实物资料的收集分析,旨在从一个侧面剖析多个利益主体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议程设置环节的行动表现.以期深入观察当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坏的情势下是如何影响政策议程的,他们怎样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对政府拟采取的公共政策提出调整意愿,并促使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改变的.
G市P区垃圾焚烧项目对于研究中国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G市P区垃圾焚烧项目具有复杂性.该项目涉及地方政府、垃圾焚烧发电厂、普通公众、专家学者、民间组织、新闻媒体,甚至还包括外国民间环保组织.众多利益主体在G市P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中的权力角斗可以反映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基本模式.另一方面,G市P区垃圾焚烧项目具有典型性.G市P区垃圾焚烧项目和其他公众或民间组织参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实践,例如,东莞虎门及北京等地的垃圾焚烧项目、厦门PX事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G市P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是其中矛盾最为突出、问题最为集中的个案之一.因此,以G市P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分析讨论我国议程设置模式的 化是很有意义的.
二、有关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文献回顾
现代最早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专题进行全面分析的是罗杰·科布和查尔斯·埃尔德（Roger W.Cobb& Charles D.Elder）所著的《美国政治参和：议程确立的动力学》,认为议程是指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显性集团之间围绕地位或资源分配的程序或实体问题而发生的冲突,冲突的结果能使不同集团的需求转化为政府的议题,从而吸引政府官员的注意力[7]（p.126）,同时在设计议程设立的程序时就指出热切关注某项政策议题的公众或公民团体,可以自我组织起来,通过各种渠道使他们所关注的公共问题进入决策者的视野中去（如图1所示）.而在约翰·W.金登（John W.Kindon）看来,议程主要是指政府认识公共问题的基本过程,即政府机构及其官僚人员通过罗列一些主题或问题的清单来反映政府官员和政府以外和官员有密切往来的人们在一段时期内十分关注的问题[8](pp.34).因此,议程设置的结果就是吸纳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士关注的公共问题,而剔除不受关注的问题.当然,议程设置并不仅限于职业政客参和,事实上它是人人都可以参和的一项游戏[4](p.122).
图1 公共政策议程设定的程序
而对于议程设置的基本模式的研究,最早始于尼尔森·波斯比（Nelson W.Polsby）,依据提出议程的主体,波斯比将议程设置的基本模式分为政府内部和政府外部两种[9]（pp.296308）.罗杰·科布等人根据议程提出主体及公共问题扩散的不同程度,提出了政策议程设置的三种基本模式：外部自生模式、动员模式以及内在自生模式[10](pp.127128),每种模式对应的政治体制都不同.后来的学者对这三种基本模式不断地加以丰富完善,使其更加趋于具体化.梅·彼特（May Peter）根据议程提出主体和公众支持程度的不同,在罗杰·科布等人提出的三种模式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巩固模式[11].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经济发展、政治体制以及技术水平等宏观因素,也包括问题本身的特性等微观因素[12](p.116).因此,具体到某个特定的社会或国家,仅仅依靠单一的模式来解释公共政策的基本议程是不够的,需要多种议程设置模式共同作用.
表1 梅·彼特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分类
公众支持的程度
高 低
议程的提出主体 社会主体 外部自生模式（多元主义） 内部自生模式（社团主义）
政府主体 巩固模式 动员模式（极权主义）
具体到中国情境下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王绍光在以议程提出者的身份及民众参和的程度为划分依据,提出了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基本模式,包括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和外压模式[13].王绍光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带有 色彩的外压模式越来越常见,而公众和公民团体的卷入已经成为外部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么,公众和公民团体对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公众和公民团体的卷入能否促进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向更为 的方向转变呢?特别是具体到G市P区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虽然该事件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公共政策学界的关注,但他们主要从公民参和、决策机制等方面展开(蔡少琴,2010；雷颖剑,2010；陈阳,2010；李宗录,2010；俞祖成,2010；廖智德,2010).现有的文献并没有在事件的政策议程设置方面对涉及其中的行动者和行动策略展开深入分析,这正是本研究力图去填补的空白所在.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议程设置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议程设置 案例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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