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儒学开展方向其承担主体问题,这是一篇与方向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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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1月23、24日,澎湃新闻刊发了对台湾“*研究院”李明辉先生的访谈.作为港台新儒家殿军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李先生就儒家传统在台湾社会的现状发表了看法,并谈及他对大陆新儒家的看法,特别是对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提出了批评.文章发表后,一度引起大陆儒学界的热议.这一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天涯》杂志于2015年的第5期刊出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的《“文明论”视野中的大陆儒学复兴及其问题》（以下简称《文明论》）一文,再度使得这一讨论回到人们的视野.澎湃新闻也曾于2015年的9月5日,以《在“文明论”视野中的中国道路尽头,矗立的只能是儒家文明》这一具有较大争议性的标题对该文加以转载.事实上,《文明论》一文可以看作陈赟教授对数月前那场争论的总结,当然也包含着他自身作为一个有现实关怀的儒学研究者对相关问题的观察与洞见.
《文明论》一文重在揭示大陆儒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而本文则想借着《文明论》一文探讨一下大陆儒家自身的内在问题,从而导出本文对大陆儒家开展方向及其承担主体问题的思考.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就不得不围绕着大陆儒家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就大陆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正如唐文明教授所指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西方现代性的神话已经破灭”——他更是将这一点作为“中国思想界三十多年来最大的理论成果”（见唐文明《“回到康有为”与陆台新儒家之争》,《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20日）.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无疑是自由主义以及奠基于自由主义之上的*制度.因此,称西方现代性的破灭,其实质是说自由主义以及作为自由主义制度安排的*制度已经不再构成大陆儒家的政治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大陆儒家对自由主义所采取的对待儒学的方式也深感不满,正如《文明论》一文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自由主义学者同意并强化儒学的宗教性,但对于价值与制度、制度与礼乐的关联则予以剥离,其目的是儒学的制度与礼乐的向度将被纳入传统的因而也是不适应现代的、过时的政治—社会体制的范畴,以便为自由*的制度安排张本.”当自由主义及其所奠定的*制度不再成为大陆儒家的政治诉求时,自由主义对儒家的定位与安排招致大陆儒家的不满也就是必然的了.事实上,大陆儒家对港台儒家的重估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不满,其根源就在于大陆儒家对自由主义的不满.正如《文明论》所洞见到的：现代性的叙述是港台新儒家共享的思想前提,港台儒家的“返本开新”的主张,也没有走向为“为现*出新的类型”,而实质上不过是“儒学自身的现代化”,而港台儒学这一现代化的自我要求给自己所设置的目标则是*与科学.因而,港台儒家没有“从儒学的立场去检讨科学和*”,而是论证了“儒学与科学、*标志的现代性要求并不矛盾”.因此,港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劳作的实质就在于一方面为以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正当性背书,另一方,则是为儒学能够融入由西方现代性所塑造的现代社会进行自我辩护.《文明论》进一步指出,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港台儒家强调“儒学的内在超越性或宗教性”,从而“将儒学交付给私人领域”,将儒学“作为内在的主观价值”而加以安排.而这一点与自由主义对儒学的处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大陆儒家对港台儒家的不满,并不是李明辉先生所理解的沙文主义情绪的流露（见李明辉《<澎湃新闻>访问之回应》）,而是有其更为深刻的背景,即这一不满是根源于唐文明所说的“西方现代性神话”的破灭.
不过,就大陆儒家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而言,《文明论》一文虽然着墨不多,但显然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如《文明论》一文所指出的,与自由主义对儒家的功能化处理一样,“左翼对儒家的利用也同样是功能主义的,它是在激活中国社会主义遗产的基础上接受儒家”,从而使得“儒家变成社会主义的修饰词而非中心语”.毋庸讳言,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其中明显地包含着对现有体制弊病的不满——虽然蒋庆在对李明辉的回应中,主要将他的政治儒学与*政治加以对比（见《蒋庆回应李明辉批评：政治儒学并非乌托邦》,澎湃新闻2015年4月7日）,但如果没有对现有体制弊病的不满,又何须提出并期待一个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政治儒学呢?事实上,制度设计构成了大陆儒家的核心关注点.这一点在蒋庆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对他而言,“政治儒学”不同于“讲政治的儒学”,而其中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政治儒学是“从制度架构上讲政治”（见《蒋庆回应李明辉批评：政治儒学并非乌托邦》）,换言之,蒋庆那里的政治儒学明确地包含着“建构政治制度的诉求”,而这一诉求所包含的“制度性批判”维度.事实上,在蒋庆之外的大陆儒家那里存在的孔教论或国教论以及儒家宪政说等,无不包含着对大陆当前制度的批判性内涵.正如《文明论》所概括的：“面对新的现实与问题而自我转折,以真正实现从现代文明的价值元素到整体性的文明架构安排的大变革”,构成了大陆儒家的自我期待,而这其中最为核心的诉求就在于“儒学如何参与公共性的制度与体制的架构”.显然,这一诉求并不仅仅是出于自由主义对儒家的安排、对港台儒学自我定位的不满,而是明确地包含着对当前体制的反思.
不过,大陆儒家对待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态度毕竟有所不同.显然,鉴于西方现代性神话的破灭,鉴于儒学在台湾社会的现实命运,大陆儒家对待自由主义的最为方便的方式是不再将自由*制度作为一种政治诉求,同时在理论上阻止自由*的政治安排在中国大陆成为制度性事实.但大陆儒家对待社会主义,则不再具有这种便利性.关键在于,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存在.而社会主义制度是大陆的基本政治制度.大陆儒家无论对现行体制抱有怎样的看法,都不得不正视这一基本事实.正如《文明论》一文所指出的：“‘人们不能不再正视这一体制自身所具有的学习与变通能力”,从而,“思想界在1995年出现了‘告别革命论’”,更为重要的是,在“告别革命论”之后,“‘儒家社会主义’观念开始在大陆思想界出现”.虽然“儒家社会主义”最初由左翼学者所倡导,因此,引起了一些大陆儒家的不满——唐文明就曾经指出“其理论动机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基于*主义的立场调和*的传统与儒家传统,其理论目的一个是要说服那些站在儒家立场上的人能够接受*主义及其已经形成的政治传统,另一个则是要在*主义的思想框架内接纳儒家”（唐文明：《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与新儒家的思想界限》,《读书》2014年第12期）,但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概念,仍然是以社会主义为中心词,从而将儒家思想放在了修饰性的位置之上.不难发现,这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接受了左翼学者对儒家的处理,与其说是一种妥协,不如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且将长期存在这一基本事实的承认.《文明论》一文也同样承认如下事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社会主义的地基上接收儒家思想仍然具有相对的历史现实性.”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李明辉等当代港台儒家一方面对自由*制度表达了不满,但他们并没有走上基于儒家义理来进行制度建构的道路.这固然有其思想自身的局限性,但也必然与他们不得不面对自由*的制度安排在其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存在且将长期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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