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世俗化和女性形象新变,此文是一篇世俗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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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明代小说中影响较大的作品,《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刻画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亦开启了明代小说世俗化的浪潮.对读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将不难发现,从流于符号化的貂蝉到相对独立的潘金莲,彰显了作者对女性人物形象由平面化处理到立体化塑造的演变.置于时代背景观之,这类女性形象的新变正是明中期以降文学面向现实、关注人性之世俗化趋势的表征和印证.
关键词：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女性形象;世俗化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5）06005704
一、英雄改造和女性重建：明代小说的世俗化趋势
明中期以降,伴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形态的萌发,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世俗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就整体性社会结构而言,传统农耕文明转向工商文明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历史潮流.和之相应,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内容、形式,连及审美倾向层面都酝酿着诸种变革因素.小说的世俗化正是这场变革的重要标志：《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刊刻风行,《西游记》和《*梅词话》的陆续写定问世,联袂掀起编著章回体通俗小说的热潮;而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更是显著彰显了新的时代特征[1]34.考虑到市民读者阶层的壮大和印刷业的技术突破,“很多长篇小说和各种文体的作品由坊间大量推出,就某些文化产品的广泛传播而言,明代中期文学的盛况并不比欧洲的文艺复兴逊色”[2]23.
于明代小说演变的大趋势观之,由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志怪小说到世情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脉络中始终贯穿着世俗化的倾向.《三国志演义》促进了历史演义的繁荣,为英雄崇拜的时代树立叱咤风云的人格典范;《水浒传》拓展了英雄传奇的新维度,由此缩小了历史时空所带来的距离感,并开始以白话语体塑造草莽英雄;《西游记》进而以神怪小说的形式驰骋想象,借助脱离历史乃至现实的束缚来描绘幻想中的英雄;时至《*梅》,更是直接带来了世情小说的兴起——小说中鲜活生动,如在邻家的“人”,取代了历史的、草莽的和幻想的英雄“符号”;至于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则成功绘制出市民社会的风俗画,随之带来的便是贴近眼前和立足当下的阅读感受.由传奇英雄到普通市民,这是明代小说世俗化趋势的表征.
倘若将视线聚焦,在整个世俗化的变革进程中由《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的第一个“拐点”就会显得极为重要.虽然相对于明代而言,无论是魏晋,还是北宋,都已经沉淀为遥远的历史记忆,但是两者的时空营造毕竟“同而不同处有辨”.和群雄逐鹿的魏晋宏大叙事相比,水浒传奇书写的大致时限是宋徽宗继位之初（1100）到方腊之乱的宣和四年（1122年）,空间辐射圈亦局限在以水泊梁山为中心的区域,即便加上后期的征辽国和平方腊,其广度也难以同三国时代的南北征伐相提并论.这种时空感的拉近意味着和明中期现实间距的缩小.同时,在呼唤一统、崇拜英雄的时代思潮中,啸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英雄,也为脱胎于史书中的英雄人物平添了几分世俗的生活气息和亲近感.
世俗化的趋势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兴起,而叙事文学的繁荣则进一步创生出众多意蕴丰富和刻画成熟的人物形象.一般而言,驰骋沙场也好,纵横江湖也罢,毕竟还是属于男性的“舞台”,因之,《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均成功地塑造出系列男性人物形象.和男性在叙事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相比,女性形象却多处于依附地位且承担着辅助叙事的职能.伴随着小说世俗化,这种传统在明朝中期孕育出新改.美国学者孙康宜曾指出明中期“女性形象之重建”现象,侧重于“明中期学者对于女性作品兴趣浓厚,女性作家也因之逐渐被经典化”的考量[2]6670.其实不惟如此,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在悄然转变.关于此点,可借助《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对读来加以印证.
二、符号化的“她们”：女性形象和《三国志演义》的平面化处理
白居易在《太行路》中曾有“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感慨.在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英雄年代,女性的命运往往和悲剧结缘：貂蝉也好,甄氏也罢,抑或是二乔,历史真实和小说虚构中的“她们”仅仅被视作男性的陪衬和政治的附庸.所谓有史可据而又刻意为之,这种现象既脱胎于历史,和三国时期社会原始图景相一致;同时又源于作者的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显然,罗贯中并不愿将更多的笔墨付诸女性形象塑造,而只是将她们当作推动情节发展或者侧面印证的辅助性因素,亦因此进行一番平面化的剪裁处理.
提到三国时期的女性,人们多半会想起容貌“闭月”而又深明大义的貂蝉.然而,在罗贯中笔下,这一人物形象其实并不成熟.《三国志·吕布传》云：“卓常使布守中阁,布和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3]129罗贯中创造性地加工和改造了这一史实.在再创作后的虚构框架中,“侍婢”代号虽具体化为貂蝉这一人物形象,但她并非主人公,其形象也不可谓生动,甚至有些单薄和失真.《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作者称其“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亲女待之”①.据此而论,貂蝉本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当不解世情才对,更何谈熟稔男女恋情中的细微心理.且看行文所述,当苦思救国的王允责问貂蝉何以长叹时,后者竟有“近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长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式的深明大义之论.这看似生硬和虚假的言谈举止和其说是为貂蝉添彩,倒不如说是王允凝眉苦思的投影和开解.至于后文所述貂蝉从容周旋于董卓和吕布之间,诸如“故蹙双眉,做忧愁不乐之状,复以香罗频拭眼泪”,“于床后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挥泪不止”之类的所作所为,更是令人不由生疑：本是不解儿女私情的貂蝉,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离间董卓和吕布的义父子关系,纵或是王司徒亲授机宜精心筹划,恐怕也难称自圆其说.和书中其他女性人物相比,貂蝉所占篇幅已着实不少,然而细细读来仍有从“不食人间烟火”到“水性杨花”的巨大反差.这种只为情节着想而不顾细节的效果恰如周泽雄的评价：“貂蝉的行为就彷佛一个从来不会游泳的人,突然以一种反身转体三周半的优雅动作跃入水中,压水花技术完美无缺.”[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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