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力视角下20世纪90年代中华性论战和反思,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中华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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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性”知识型是作为与“他者化”的“现代性”知识型相对抗的一个元话语系统出现的,它的目的是取消现代性当中所标榜的以时间线性为模型所造成的差异,摆脱中国的“他者性”因子,在“中华圈”这个共时性的空间中重新复兴中华话语.一方面,“中华性”论者们用话语权力分析来解构中国的“现代性”传统；另一方面,其反对者又在运用这个方法解构“中华性”的命题.话语权力方法的娴熟运用将“现代性”的思考诉诸于东西方话语权力的差异,使得对于“中华性”的思考具有了当下性意义.
[关键词]话语权力；中华性；反思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0)02-0111-07
20世纪90年代不同于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门打开引进的不可遏止的“全球化”席卷,多媒体互联网引发的信息爆炸,处在地球村落中的中国在“中心危机”的失落中思索着复兴的可能.80年代的“新启蒙”并没有带来一个“好社会”的前景,而是在市场化的社会中,出现了更为难以克服的矛盾,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经济进程,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民族单位反而更加突出清晰起来.政治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使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之中.”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已经不能在中国语境中得到自明的解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反思,所面临的批判对象也难以概括当代的社会困境,“在亚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传统不可能再是自明的贬义词；在生产过程和贸易过程跨国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民族国家也已经不是自明的分析单位；在资本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语境中,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也已经与市场和资本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已经走出中国体系而在世界复杂的语境中进行自我定位,中国的改革实践一方面对于中国定位进行了重新估计,另一方面便是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进行了重组,知识分子在商品化中心的社会中日趋边缘化,“危机”的产生使他们不得不被迫进行自我确认.于是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和“文化寻根”运动.
承接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想运动,在90年代的表现是对“现代性”的寻求,但这个“现代性”却与10年之前的含义已大有不同.如果说80年代的现代性追求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基础上,那么90年代的现代性则建立在“现代性”的批判上.“现代性”在西方后工业化社会中出现的危机导致了尼采、福柯、萨特等人对它的反思.
而在中国语境中,这种“现代性”的反思面临着双重批判：第一重是对其进行作为“西方理论”的批判,第二重就是对其进行“中国化”处理.于是,自“五四”以来的现代性传统遭受到了“民族化”的质疑,“中华性”论者便提出：中国近现代的现代性是中国被迫纳入西方话语体系的过程,而这一进程随着20世纪90年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完结.因此“中华性”便是取而代之的新的知识型.“中华性”论者认为中国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产生了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自卑的心理,并提出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恢复中国文化的自信,重新树立话语系统,掌握话语权力.于是一时间,文论界沸沸扬扬,“文化诗学”、“中西比较诗学”、“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等一系列命题相继提出,试图在中国传统“本土”话语中寻求建立民族自信的因子.这样一种试图回归“国学”的倾向,被诸多学者批评为“文化新保守主义”,即在后现代语境中,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在陈列了后现代语境中问题的困境之后,其目的在于在“后”理论的旗帜下,通过对“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精神的否定来回归“本土文化”,而之所以选择“本土”作为其理论生发点,并非是真正的问题解决方案,相反,正是出于躲避文化批判的矛头而寻求的压力最小的路径去走.因此,这种回归冲淡了文化批判,这种传统思想的回潮引发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
一、“中华性”命题的提出
“中华性”这一命题由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三位学者于1994年第2期的《文艺争鸣》中提出,其文章《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从宏观的视角对始自近代中国的“现代性”这一命题思路进行了清理、批判及重估,在论证了“现代性”的终结之后,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知识范型一“中华性”作为重建中国文化话语权力框架的核心.这一命题所面对的虽然仍是由中西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中国文论困境这个老问题,但由于其随处可见的对西方话语权力理论娴熟的运用,使得对传统问题的审视有了新视角.
(一)中国“现代性”的终结
张法等人把“现代性”作为知识范型进行考古学上的追溯,确定其实质是以中国的“他者化”为中心在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
论者认为“现代性”作为“用以表述1840年以来,尤其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知识型的概念”与“以华夏为中心”的“古典性”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大知识型,后者与前者是承继关系.随着西方的入侵打破了“中华核心”的世界图景,“古典性”终结的同时,“现代性”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而“中心”观念的破灭所带来的是试图重返中心的努力.以强悍形象出现的西方作为“他者”就成为中国人借助发现自我的一面镜子,因此,论者认为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强行介入,就不会失去作为世界中心的自我.从而也就不会发现自我中心的失去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一直为了重建中心而在运用现代性以观照自我与试图摆脱现代性的“他者化”形象的矛盾中前进.伴随着现代性在这种中心图景中所建立的五种知识范型的变化,尤其是在结束、新时期开始以来所进入的“文化主导期”中,对外开放所带来的除了经济上的飞跃,更多的是“自我中心”感的严重丧失,而中西比较所带来的结果是置于同一空间中的文化被重估为具有时间性的“先后”、“优劣”之别的文化,因此,以文化为主导,就意味着中国在变革自我时实际上陷入全面“他者化”境遇,也就是中国以西方的发展道路为复兴之路,以西方元话语取代本土话语而成为“话语复兴”的基本规范.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性”伴随着中西文化的互动与当代主流文化自觉市场化这两大社会背景而发生了深刻转变,三位论者认为这成为中国文化力图跨出“他者化”而进入“重审‘现代性’”的时代,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意味着作为“他者性”的西方理论话语阐释权力的丧失,西方元话语失去了“拯救”与“启蒙”的意义,而“现代性”在中国寻求“重返中心”的设想中幻灭了.
(二)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新知识构型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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