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民野趣:20世纪40年代新秧歌出现之前的秧歌,本文是一篇关于乡民野趣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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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提到“秧歌”,民众多想到陕北秧歌,表演者头扎毛巾,手舞足蹈,手挥的红巾在欢快的腰鼓声中飞舞.可以说,来自解放区的“新秧歌”几乎成了“秧歌”的代名词,但实际上“秧歌”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文艺史上经过数次变化,最终才流变为今天的主流形态.“新秧歌”登上中国秧歌的历史舞台,跟左翼文艺思潮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有着直接关系,且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衍生产物.而在此之前,秧歌一直是一种充满乡民野趣而且带着些许粗俗的表演形态.
秧歌这种表演形式的发展历程颇为漫长,从最初田间地头的“插秧歌”,到之后演化为离田的花灯游街戏,最后在解放区被改造为带上显著的政治色彩“新秧歌”,可以说“秧歌”艺术的演化史在整体上显现出从“歌”到“戏”的发展过程.而对秧歌的研究则出现的较晚,虽然秧歌在宋代就有记录,但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对之开展研究已经是接近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了.不过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也是秧歌演变最为剧烈的一段时期.经过20世纪30年代“中华平民教育”运动的催生,到40年代经由左翼文艺工作者的一边研究一边改造,秧歌迅速从一种乡民随意、零散的表演逐步变成由左翼文艺工作者主导的现代表演艺术.
一、两种秧歌：作为歌曲的“插秧歌”和作为花灯游街戏的“秧歌”
谈论秧歌需要先将其两种形态分清楚：作为歌曲的“插秧歌”和作为花灯游街戏的“秧歌”表演.作为歌曲的“插秧歌”在历史上首先出现,其后才有了作为花灯游街戏的“秧歌”表演.而即便是作为花灯游街戏的“秧歌”表演出现之后,田间地头的作为歌曲的“插秧歌”也没有消失,而是与“秧歌”表演同时存在和演化.
1917年第3卷第10期《小说丛报》刊载了作者署名为“童星五”的系列诗歌,包括《凯歌》《骊歌》《秧歌》《渔歌》《菱歌》《樵歌》等.《秧歌》一首,唱曰：“四月乡村正插田,儿童唱曲夕阳天.声催布谷鸠千树,影乱垂杨马一鞭.时送清讴来北陌,又携春馌到南阡.今年预兆金穰瑞,簇簇怀新万顷连.”
1919年《时报》上一则新闻《大唱栽秧歌》提到,当时歌词俚俗的“泗州调”被官府禁止之后,秦淮不知如何博得狎客之欢,于是“愈出奇相”,改而“率以栽秧歌代之”.这奇特的景象被该文作者讥讽说：“每届夕阳西下,览园一带小七板往来如织,时栽秧歌声随在,皆有以操皮肉生意之而有农家风味,可谓别开生面.”这里所提到的“秧歌”和“栽秧歌”,与后来作为花灯游街戏的“秧歌”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指的直接是“插秧歌”.
1935年还有一位作者“九天保”收集撰写了《秧歌十首》,里面充满了民间清新愉快的情调,也唱出了老百姓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良好愿望,比如：
正月里是新年,纸糊的灯笼挂门前.风吹灯笼杆碌碌转,风调雨顺太平年.
这个庄窝四四方,金盆养鱼好地方,前院有个摇钱树,后院有个庄钱箱.
当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上,一般都把秧歌视为山歌的一种.如30年代时,一本杂志对秧歌作了颇具诗意的定义：“秧歌或称山歌,语句粗俗,惟歌唱时,声音延宕,缥缈入云,虽在田野,亦能听远,因歌唱者多爱以极高集中之嗓音唱,低声细语似不宜于唱秧歌,亦从来未见低声细音唱秧歌,此盖因村野农夫,必粗重有力之音调,才能满足强烈之要求,村野农夫,具有天然广大的环境,非强壮有力之刺激不能压倒大自然的空气,故俗谓唱秧歌为喊秧歌或喊山歌,因喊必声音拕长而又粗重也.都市中文明人的音乐,虽织细缠绵,音节复杂,此张文雅,不想村夜间的山歌那样粗重单纯,素淡通俗,但,我以为都市中的所谓文明音,总比不上村野之歌的清亮.文明音尚雕琢浮华,村野歌但有质朴忠厚.前者似文明而实淫污,后者似荒唐而实贞挚也.”（《老实话》1934年第32期）但其实山歌和秧歌还是有些许区别,因为秧歌有具体的场地限制,须是在插秧时所唱,而山歌则无此限制.1924年时,就有学者王嗣顺投文《歌谣周刊》,提醒民间歌谣搜集者钟敬文“山歌,秧歌决不能混为一谈”.他提到在他们云南西部保山县,秧歌范畴是这样的形态：“每年春夏之交,淫雨霏霏,农夫披蓑戴笠,男男女女都到稻田插秧.当插秧之际为免除辛苦的缘故,男女互谑,到了兴高采烈的时候,就顺口编成歌曲,大声高唱,彼此唱和,多半是情歌.”王嗣顺此处所谈的所谓“秧歌”,同样是作为歌曲的“插秧歌”,其所采用的是男女對歌的形式.
虽然“插秧歌”颇有野趣,但始终缺少表演性,所以它在与灯戏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为一种游街表演.清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国提到过潮州灯节中的“秧歌”表演：“潮州灯节有鱼龙之戏.又每夕各坊市扮唱秧歌,与京师无异.而采茶歌尤妙,丽饰姣童为采茶女,每队十二人或八人,手挈花篮,迭进而歌.俯仰抑扬,备极妖妍.又有少长者二人为队首.擎彩灯缀以扶桑、茉莉诸花,桑女进退作止,皆视队首.至各衙门或巨室唱歌,赉以银钱酒果,自十三夕至十八夕为止.”清人让廉撰写的《京都风俗志》也提到类似于民国时期北平秧歌的场景：“‘秧歌’以数人扮头陀,渔翁、樵夫、公子、相配腰鼓手锣,足皆登竖木,谓之‘高跷秧歌’.”《京都风俗志》之中描述的“秧歌”,就是北平秧歌的鼻祖,这类展示性的秧歌缺少情节性,未及民国时期定县秧歌等民间小戏类型的秧歌那样有较高的戏剧属性.
二、“秧歌戏”：20世纪前期学者调研报告中的“秧歌”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早期的中国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歌谣运动,当时的学者郝瑞恒提到：“我觉得两三千年来,中国民间的俚歌俗曲,因为没人理会,不知淹没了多少好材料！现在我们采集歌谣能够到民歌盛行的地方,把老百姓的美妙歌曲用完善的方法记录出来,整理出来,将来对于中国文学上、民俗上和方言上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
秧歌研究也从这时候开始走入珍贵,学者们开始立足现代学科视野对秧歌进行系统研究.其中学者李同民1929年发表的《定县的秧歌》等系列论文,是中国现代早期重要秧歌研究的奠基作之一.1926年秋,当时定县作为晏阳初选定的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华北实验区所在地,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到来,也催生了他们对本地民俗文化资源的兴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同民开展了对“定县秧歌”的研究工作.而无论是李同民还是其他学者研究的秧歌,显然主要都是作为“戏”而非“歌”范畴下的“秧歌”,这说明在当时作为“戏”范畴的“秧歌戏”已经是主要的“秧歌”表演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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