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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论文参考文献：
在人类开始有剪子之前,他们是如何处理指甲的呢?手指甲还好说,脚指甲呢?在人类能够有效处理指甲之前,自然不会有今天所谓“美甲服务”（Manicure）的存在.同样,在出现现代大众媒体写作“报章体”（语出谭嗣同）之前,写作者是如何议论他们感兴趣的政治或社会问题的呢?又是如何评论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时务”（事件或现象）的呢?我带着这样的问题阅读了丁晓原的《媒体生态和现代散文》, 得到的答案是,由于没有合适的文体,以前的写作者无从进行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公共议论写作,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无法意识到自己有公共议论写作的需要.有人说,报章体是一种写作形式的“创新”或“变革”,实际上,在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它也必然和内容上的深刻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反,由于旧形式的限制,内容上的变革也会因此而不可能.清末民初正是一个大众媒体、思想启蒙使命感和公共议论形式同时在发生大变化的时期,因此也形成了这个历史条件下三者之间的积极互动.
一 公共写作的“新文体”
德国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走向接受美学》中认为：“文学的形式类型既不是作家主观的创造,也不仅是反思性的有序概念,而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类型和形式的存在依赖于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功能.”文体之所以得以形成,乃是因为有社会文化的需求.文体虽说源于其自身的独特功能,但若无富有能动开创力的杰出写作者,仍然难以设立好的标准或成为有效的写作样式.丁晓原把“报章政论体”的创始追溯到清末的王韬、郑观应诸人,但他对“新文体”的讨论显示,梁启超才是中国现代公共说理和议论文体杰出的开创者.
梁启超在一 九年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写作文体创新（他称之为“文界革命”）的想法,这一想法来自日本著名政治家、报人、历史学家德富苏峰著述的启悟.他说：“余既戒为诗,乃日以读书消遣,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 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令梁启超兴奋不已的“欧西文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丰富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新议题,二是言说这些新议题所必不可少的写作形式,正如丁晓原所说：“梁启超‘文界革命’的表述中核心语词是‘欧西文思’.‘欧西文思’相对于桐城派散文的‘义法’自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异质,一种散 命的要义.‘欧西文思’的意义是丰富的,但主要意指的是现代西方的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
写作不仅是一种话语形式,而且包含着特定的价值.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蒙田创立了“随笔”（essay）,这不仅是一种个性化的写作样式,而且蕴含着人的主体自由和独立判断的价值.用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说,那是一个知识从“注释”向“评说”转型的时代.十八世纪,随笔在英国作家艾迪生（Joseph Addison）那里成为早期公共传媒（《旁观报》）的写作样式,“把哲学从国王议事厅和图书馆、学校和学院搬进俱乐部、公民议会、茶桌和咖啡馆”.新随笔蕴含的价值也从个体自由扩展为公共说理的平和、理性、教养和尊重.从晚清到民初,中国的“报章体”写作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完成了西方随笔一个半世纪从个人写作到公共写作的转变.
在梁启超那里,“报章体”是一个尚未得名的“新文体”.梁启超自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丁晓原指出：“梁启超这里并没有指出‘新文体’的具体命名者,他揭示新文体之‘新’关键所在.新文体,是对旧文体,对桐城派古文束缚的‘解放’,是一种没有规矩的（‘纵笔所至不检束’）的自由的文体.思想上解放,精神上自由,可以视为新文体区别于传统古文的最主要的特质.”新文体又因为它关注公共时务议论而被称为“时务文体”（或因为梁启超所办的刊物而被称为“时务体”或“新民体” ）.有意思的是,“报章体”也好,“时务体”、“新民体”也罢,甚至之后出现的“杂文”、“散文”、“小品文”等等,它们都和西方的essay不尽相同—它们至今没有能在中国形成一个像西方essay那样具有文体传承和人文价值内涵的“文类”概念（genre）.
西方随笔的文字写作形式包含着一些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人文价值,如注重每个人独特的个人经验、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知识观,坚信“理”来自每个人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外力灌输或强迫,这些价值观的写作理念便是：说理必须文明,即自制、温和、稳健、不走极端;说理关于公众利益;说理不只是技能,而且更是有教养的行为;说理应该以逻辑、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为规范;说理的权利和把理说清的责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说理有责任观点明确、条理清晰、措辞准确.更重要的是,说理是就多种多样的“人的事务”提出看法和主张,是对普通人和广大公众说理,而不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政党、教派、小专业等等）的同声相求和互相吸引.这些人文价值在梁启超那里大致都可以找到.但是,在后来的许多“杂文”,如《新青年》的“杂感”或鲁迅的“杂感”那里,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景象.而恰恰是那些后梁启超时代的“杂文”,至今仍然还在给公共说理带来不少 影响.
二 “新文体”的“骂”
梁启超的议论文带有演讲的特征,修辞的感染和逻辑的说理并重,他说自己是一个感情充沛之人,文笔所至,情不自禁.尽管如此,他对待不同意见的看法和态度还是冷静、理智的.在《评非宗教同盟》一文中,他论及公共辩论中宽容和多元观点的重要,认为 和思想交锋才是有利于社会的活力的.他说：“凡从事于公开运动的人,有一个原则必要遵守.那原则上：一面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抛弃,一面容许旁面或对面有别的主张、不肯压迫.为什么必须如此?因为凡一个问题总有多方面,又惟有多方面才成问题.我从这方面看,有这样的主张,你从那方面看,有那样的主张,于是乎问题成立.若只许甲方面的主张,不许有乙丙丁等方面的主张,那么结果还是‘不成问题’四个大字完事.德谟克拉西（ ）精神存在和不存在,所争就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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