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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郭冰茹是一位成长中的青年学者或广义上的批评家,她近几年来的努力和成绩,呈现了令人期待的学术前景.在70后学人中,郭冰茹于纯学术之外兼及文学批评,这一路径颇像她的导师程文超教授.从郭冰茹近几年的学术论著来看,她似乎想走一条专、精、深的学术道路：有专门的研究领域,不旁骛；写好每一篇文章,不贪多；深入研究问题,不浮躁.如此看待郭冰茹的问学之路,并非明确她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境界,而是以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郭冰茹有如此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学术正道.
2007年,郭冰茹出版了《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2012年出版了《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这当中又发表了若干篇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和叙事传统的论文以及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文章.而她涉及当下的文学批评也差不多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展开的.这三方面内容以小说为研究对象,几乎都涉及“叙事”这一基本问题,即现代性和“革命叙事”,性别建构和叙事和小说和传统叙事资源.我想,重点不在郭冰茹如何理解“叙事学”,而是她如何试图重新阐释十七年小说、重新阐释中西叙事传统影响下的当代小说以及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女性写作之于性别建构的意义.
研究十七年文学在一段时间里一时成为“显学”,而且有不少年轻一辈学者加入,成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在大学的学术体制中,对当下的文学批评并不十分鼓励,这也是很多青年学者回到十七年的一个原因.对于当代文学史几个阶段的研究,以“八十年代文学”为主体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可能最为热闹,“ ”文学的研究则相对寂寞,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则是分歧最大的领域.就文学史研究而言,处理好十七年文学便是厘清当代文学发生的脉络,而后才有可能讨论到当 展和转型的问题,才有可能对当下文学中的“历史问题”有所认识.如何重返十七年,核心问题是对十七年文学做出价值判断,这一判断的困难是如何处理和评价十七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以及在大的历史框架中具体作家的创作.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郭冰茹选择研究十七年文学其实是选择了一个难题.从什么角度进入十七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和研究和写作的面貌.郭冰茹在《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后记”说,“对于自己无法亲历的年代,我总有一种好奇,想知道那个遥远或者并不遥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所以喜欢读小说,希望通过阅读,用自己的经验去贴近那个年代”.学术研究也是想象历史想象当代中国的一种方式,她通过阅读认识到的文学和历史：“建国后的十七年小说文本中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年代的,但同时又是一个洋溢着青春、热情、理想的年代.有时面对当下的浮躁、虚妄和无所适从,我甚至希望能够回到那个年代,去体会那种年轻国家特有的 燃烧、热情似火.”①这个概而言之的判断和抒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批青年学者的思想状况.无疑,十七年历史的复杂性、历史影响文学的复杂性以及现实和历史关系的复杂性,远比郭冰茹当时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她在后来关于陈翔鹤、丁玲等作家的研究中,显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但在这种认识中,郭冰茹敏锐地发现了文学和时代之间的缝隙,这是值得注意之处：“建国后十七年的小说文本在文本内部和文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叙事缝隙,这些缝隙保留了其他任何社会历史文献中都不可能保留的张力元素.这是十七年小说文本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②郭冰茹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她所发现的缝隙中,由此去揭示十七年小说中的叙事张力并探究张力何以产生.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入程度,首先取决于她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判断.我注意到,郭冰茹试图放弃对立和极端的立场,一方面,她不再“简单地认为十七年文学是一批语言乏味、形式单一、内容雷同,并且单纯为政治作注脚的文本”；另一方面,她又有条件地肯定了十七年小说文本对既定叙事模式的偏离.
这看似平衡的观察和思考,在大的方面对十七年文学进行了比较妥当的价值判断,又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对小说文本进行了比较适度而非过度的解读,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十七年的叙事文本在满足既定叙事成规的同时,作为文学自身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自觉也在生长着,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十七年文学在文本之间以及文本内部都存在着明显的叙事张力.”郭冰茹由此进一步追问：“如果将问题细化便可以这样描述：文学想象如何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并和其构成互动关系,达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最终目的?在既定的主体思想所规范的叙事空间中如何创造出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又被艺术审美要求所接受的文本形式?文学的审美规则如何让政治训诫获得审美的表现力?是什么为十七年卷帙浩繁的同一主题的文学表达提供强烈的创作 和叙事动力?”③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成为郭冰茹阐释十七年小说的基本内容.
在追问这些问题时,郭冰茹的判断和分析建立在对文本的具体解读之中,这当中包含了她对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和选择.正像她意识到的那样,单纯按照传统的的研究方法进行文本的思想内容解读和人物形象分析显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于是,旨在分析叙事作品内部因素构成和相互作用的叙事学理论成为她研究十七年小说文本的武器.但是,如果只是视文本为不受外部规律制约的自足的实体,显然又不能呈现和揭示文本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郭冰茹在这一点上是清醒的,因而她在重视形式批评的同时,试图借助能够和形式批评形成互补关系的政治批评.这样一种方法的确定,使她能够有效处理“缝隙”问题.她在解读分析五种故事类型的文本中,始终能够侧重文本而又注意文本和外部的关系.
缝隙和张力的存在,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追求现代性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历史,因而十七年小说的叙述张力,其实是“革命叙事”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郭冰茹在十七年小说的研究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有待充分展开.《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在台湾出版时,她将书名改为《“革命叙事”和现代性》,或许反映了她对以往研究的新思考.
如果说十七年小说和现实构成了紧张关系并由此产生了叙事张力,那么,深入到小说文本内部,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影响小说品格的因素除了政治之外,艺术传统处于怎样的状态?推而广之,回到中国当代小说的“内部”,就自然而然地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当代小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影响.这是郭冰茹近几年来围绕她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和本土叙事资源的关系”所展开的研究工作,目前尚无完整的成果,但她已经发表的几篇论文,包括我们现在读到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叙事传统”》,大致能够反映出她对中国当代小说和叙事传统关系的认识以及她试图重新书写中国当代小说史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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